韩非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韩非出身韩国宗室，约韩釐王十五年(前280年)出生于战国末期韩国的都城新郑的一个贵族之家。

韩釐王二十年(前275年)，韩国难深重。韩非始读“家有之”的商、管之书和孙、吴之书，也读各类杂书。

韩桓惠王十年(前262年)，秦将白起率兵攻韩，一下攻取五十城。韩国上党郡守降赵。韩国统治层开始分崩离析。在此前后，青年韩非开始上书，所谓“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于韩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韩桓惠王十五年(前257年)，韩非“数以书于韩王，韩王不能用”，这个历程约为五年。韩非愤怒于“治国不务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实之上”，于是开始埋头著述。

韩桓惠王十九年(前253年)，荀子离开稷下后，来到楚国，春申君任命其为兰陵令，继续受徒教学。在此前后，韩非投奔荀子门下，“学帝王之术”，同学者有李斯等人。

出使秦国

韩王安二年(公元前236年)，李斯奉秦王命到韩国，促其速降。韩非见到十五六年未见的李斯，出示《孤愤》《五蠹》等篇章，李斯看后，把作品带走，传至秦王手中。《史记》说的“人或传书至秦”，这“人或”就是李斯。

韩非的书传到秦国，秦王非常赞赏韩非的才华。韩王安三年(公元前235年)，因秦国攻韩，韩王在危急关头召见韩非，“与韩非谋弱秦”。

韩王安五年(公元前233年)，韩非子被韩王派遣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韩非，但还没有决定是否留用。韩非上《存韩》书，批评李斯，揭纵横家姚贾之短(姚贾曾经破赵韩燕等五国合纵，韩非上书说姚贾奔走列国是为了中饱私囊，而非为秦国出力。欲使秦王不用姚贾)。由此得罪了李、姚二人。由于李斯提出灭六国一统天下的通天大计，而首要目标就是韩国，但作为韩国公子的韩非与李斯政见相左(韩非主张存韩灭赵)，妨碍秦国统一大计，于是李斯就向秦王上疏辩驳。

被逼自杀

韩非与李斯之政见相左。韩非欲存韩，李斯欲灭韩。因为韩非子和李斯曾经是同窗，李斯深知韩非辩才了得，担心嬴政被韩非计谋所蒙蔽，故上疏嬴政，陈述其中利害。他说：“韩非前来，未必不是认为他能够让韩留存，是重韩之利益而来。他的辩论辞藻，掩饰诈谋，是想从秦国取利，窥伺着让陛下做出对韩有利的事。”

秦王认为李斯言之有理，便抓捕韩非。廷尉将其投入监狱，最后逼其服毒自杀。韩非想上书始皇帝，被拒绝。后来始皇帝后悔了，派人赦免他，但是韩非已经死了。

主要影响

韩非是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在这些文章中，韩非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政治

政治理想

韩非的政治理想是希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他面对战国末年新旧势力激烈斗争和请候割的局面，总结了“之亡，周之卑，皆从诸候之博大也(《爱臣》)的历史教词，主张建立続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在他的著作中，出现像“新圣”“严天子”“王资”“帝王之资”“兼天下”之变的词句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恶望;而他在《扬权》篇中更明确地指出这种统一的君主集权要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以统一代替分裂，以集权代替割据，这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不过韩非所主张的君主集权是集一切权力于君主一人，君主可以定法出令，独操生系之柄，这实际上是绝对的君主集权统治，为了使君主的神圣权力不受侵犯，韩非主张尊君卑臣，并提出要“强公室，杜私门”(《内储说下》)，主张对那些私门势力和好比恶虎一样的权臣，要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主道》)，予以坚决钟除和镇压，韩非的这一主张虽然在当时对于打击那些“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孤愤》)的擅权重臣有进步作用，但他把君权绝对化并认为君臣利害必然相反这不仅会加深君臣的矛盾，而且在认识上也是偏颇的，片面的。

韩非的法治思想是以进化的历史观作为推行法治的理论基础，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作为奋斗理想和目标，以“以法治国”作为他思想学说的核心，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他观察事物和斗争的武器，它们有机联系，浑然一体，构成了韩非的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变法思想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他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

韩非持历史进化的观点，认为时代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如果不从当今的实际出发，而一味地美古代先王，去法古代，“非愚则证”(《显学》)，既然时代变了，治国的措施也应随之改革，因而他主张“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他认为，上古竞于道，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决不能以宽之政，治急世之民”(《五蠹》，只有实行系列有利于建立和巩固新兴对建度井促成大统的政策，才是顺乎历史海流，韩非的这种具有发展进化的历史现，是他主张实行法治的理论落和思想武器，它在当时用来论证新兴的建设和完成大统一是历史发服的必然趋势，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韩非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难得的。韩非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少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法律

以法为本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以法治国

韩非著作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子·定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

韩非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势，政权。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难者》)，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的论点。

韩非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法不阿贵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治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儒家讲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更把它发展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即使是对高贵的人，有权势的人也不徇情。《韩子·有度》：“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以法为教

韩非主张以法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订法律以外，还必须要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遵守法律，运用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出处《韩子·五蠹》：“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

韩非的法家思想最伟大的实践者是秦始皇，秦国的教育制度，便为法家思想。以法为教是秦代施行政策，加强思想法制，巩固中央集权的标志之一。

法教是与礼教相对立的。在秦未统一六国时，秦孝公就同商鞅、甘龙、杜挚三大夫讨论正法之本，商鞅掌握秦国政权后，便强调以法制取代礼治。所谓知者作法而贤者更礼(《商君书·更法》)。他还写了奏书，陈述明主忠民产于今世，而散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商君书·慎法》)。

韩非的法治思想在后世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其“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韩非“以法为本”的主张得到现实的实践，成为当代的主流思想。韩非还强调“以法为教”，也使后人更加懂得，除了制订法律以外，还必须要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让广大人民群众知晓法律，运用法律，遵守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

韩非的“术”是指君王统治的手段和策略，拿到今天来看，可以变为管理者的管理方法。如对被管理者要进行业务考核，要让其名符其实;对工作有成绩的给予褒奖，对工作不称职的给予责罚;在干部任免上要从基层选拔。韩非子说“使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子·显学》)，对于保证管理者的质量至关重要。

“势”就是君主的权力和地位，可以理解为国家权威。无论在专制时代还是民主时代，国家领导者和管理者的权威都是必须肯定的，否则政出多门，言出多家会导致混乱。我们国家正在深化改革，需要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和积极性搞活我们的经济，这就有可能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某些地区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对于统一的政令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致使中央的许多符合中国人民长远利益的法律、政策贯彻不下去，最终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使老百姓对国家的权威性提出疑问。所以必须要树立国家的威信，以便使法律得以贯彻实施。

哲学

刑名法术

司马迁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指出：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事非”，“皆原于道德之意”。说明韩非思想源于道家，以老子的朴素的唯物主义道论与辩证法为他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人南面之术”寻求哲学基础。在《韩子》一书中，无论是《解老》、《喻老》，还是《主道》、《扬榷》(扬权)、《外储说右下》、《八经·主道》、《南面》等，所阐述的都是“道可道，谓经术政教之道也(《本道》)。韩非以“法、术、势”皆源自对道家的政治解释，关注政治与人生。韩非在《解老》、《喻老》、《主道》、《扬榷》(扬权)诸篇中，都吸取了道家的思想。韩非思想的根源来自于老子以及《郑长者》。

韩非是荀子的弟子，思想主张承袭荀子的儒家思想，却爱好“刑名法术”之学，且归本于‘黄老之学’，一套由‘道’、‘法’共同完善的政治统治理论。韩非总结法家三位代表人物慎到、申不害、商鞅的思想，主张君王应该用‘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治理国家，此为法家之博采众长之集大成者。

秦始皇在初见韩非著作部份篇文内容就佩服地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意思是说，寡人如果能见此人，与其同游谈论一番，那就是死也都无憾了!在韩非死后，当代各国国君与大臣竞相研究其著作《韩子》，秦始皇在他的思想指引下，完成统一六国的帝业。

韩非反对政治治理的原则建构在私人情感联系与当代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上，主张将人的自利本性作为社会秩序建立的前提，强调君主统制权视为一切事物的决策核心，君权是神圣不可侵犯，君主应当运用苛刑峻法重赏来御臣治民，以建立一个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

韩非在其《韩非子》里面有《解老》与《喻老》两篇，直述自己思想源自于老子，故后世称之为道法家，意味从道家里面延伸出来的新法家思想。

道是变化的，天地是变化的，人是变化的，社会是变化的，治理社会的方式方法也是变化的。但道也有相应的稳定性，这个稳定，就是人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在现实中就是法。法就是依着道而建立的。法必须随时代变化，法必须人人遵守。因为认识到万事万物的变化，韩非同老子一样，也是反传统的。韩非取《老子》“无为”的思想，《老子》认为处世，不需要拘泥固定形式与方式，只要顺着大道即可。韩非认为无为，落实在君王统治上，应该是无论特定喜好，或不喜好都不能被臣下推测与掌握，此观点还包括施政习惯，统驭方式等，应该阴晴不定，难以掌握。如此才不会反被臣下驾驭，这也就是申不害的“术”。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势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韩非之学成为法家，又归本于道家。其最高理想为“君无为，法无不为”，认为法行而君不必忧;臣不必劳，民但而守法，上下无为而天下治。但其学说过于尊君，为后世所诟病。

作为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关于法家学说的著作，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唯物主义

韩非在认识论方面很注重唯物主义的“参验论”。他认为认识是人的一种天然属性，必须依赖人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这是一种含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见解。他充分肯定人的认识能力，主张“缘道理”办事，指出“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解老》)，反之，就必然失败;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都是有目的的，因而人的言行必须讲求实际功效。他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投(箭靶)”(《问辩》)，指出“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育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问辩》);他还着重提出要用参验"之说作为检验是非的标准。“参”是比较研究，验”是证实。他说：“循名实以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狱臣》)，意思是必须考察名称和实际是否相符才能判断是非，只有通过比较检验才能判断言辞是否正确。他还说：“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显学》)，意思是不经过比较验证就作出肯定的判断是愚;不能作出肯定的判断就拿来作根据，是欺骗.韩非把他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参验”论运用到政治生活中，一方面用来抨击儒家等学说，说他们祖述先王的言论是未经参验的虚妄之谈：另方面又用来考核臣下，要求臣下在言、事、功三方面应该做到完全一致，言论、工作、功效完全相符的就给予奖赏，否则就予以惩罚。

文学

韩非有轻微口吃，但却是文笔流畅的优秀作家。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韩非将自己的学说，追本溯源于道家黄老之术，他对老子《道德经》有相当大的研究，《韩子》(韩非子)中，著有《解老》《喻老》等篇，集中表述了韩非的哲学观点。

韩非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风格。韩非的《孤愤》《五蠹》《说难》《说林》《内储》五书，十万余言，字里行间，叹世事之难，人生之难，阅尽天下，万千感怀。

《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韩非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韩非子》一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子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若深隽的哲理，凭者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韩非子》中寓言的深层意义《韩非子》全书共10余万言，这部先秦法家的代表著作内有寓言故事三四百则。其中巧妙地运用寓言故事来说理，取材于社会见实，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民问故事的高言。这些都是韩非子对社公现象深入仔细观察后提炼出的，这些生动的故事，虽然出自特定的环境，但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以智和启迪。他的寓言浅近而深刻，默而冷峻，他把庄子以寓言说理的方法进一步发展，多了一些切近现实的因素，而少了几分道家特有的玄，堪称先秦诸子文章中的宝。他的寓言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复杂纷纭、变化万千的现实生活，大至时代更迭、国家兴亡，小至个人荣，历代王候，夫思妇.均纳于笔下，可谓跨越时空.巨细无疑。其内容之广泛、事件之纷，形象之众多，均堪称先秦寓言之最。

主要作品

韩非的文章由后人收集整理编纂成《韩非子》，现存二十卷共计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韩非子》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

《韩非子》中以下列五篇最能代表韩非的思想：

《孤愤》论述自己对当代法家对更法之志的愤慨。

《说难》第十二，论述对君主进谏的困难，反映韩非对君主的心理分析之清楚，为论说体。

《奸劫弑臣》第十四，前半部论述奸臣的奸行及治奸之法，后半部则反对儒家思想，倡导法家思想治国之道。

《显学》，批判儒家与墨家，阐扬法治，是韩非对法治思想的代表作，亦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史料来源。

《五蠹》，历史上公认的韩非子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