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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我国历史上的吴越,这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之一,公元907年到978年,统治者是安钱氏。由钱镠在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所建,定都杭州。吴越国先后尊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等中原王朝为正朔,并且接受其册封。在唐亡之前,钱镠忠于唐朝;在朱温篡唐建梁以后,他又向后梁称臣,由是亦从后梁得到了吴越王、诸道兵马都元帅的头衔。后唐灭梁以后,钱镠又向后唐上表称臣,不仅得到了吴越国王、天下兵马都元帅的头衔,而且还得到了玉册金印,以示恩宠。钱镠一面向中朝称臣,一面则自为朝廷。其府署不仅称朝廷、僚属称臣,而且还自立年号,共有天宝、宝大、宝正等三个年号,直到其子钱元瓘继位,才改用中原王朝的年号。同时,他还自行与新罗、渤海等国往来,又给他们行制册、加封爵,俨然中朝皇帝。关于吴越的历史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专题,专题中有很多关于吴越的详细知识,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看一看了,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中文名 | 吴越 | 主要城市 | 绍兴、越州、湖州、苏州、秀州 |
别 称 | 义忠国 | 语 言 | 汉语(吴语方言) |
时 间 | 907-978年 | 货 币 | 铅质开元通宝钱 |
帝 王 | 钱镠、钱元瓘、钱佐、钱倧、钱俶 | 人 口 | 550684户(978年) |
都 城 | 杭州(西府) | 疆 域 | 约15万平方公里(945年) |
钱镠世代寒微,他得两浙后,请求唐廷将镇海军移至杭州,自兼镇海、镇东节度使。天复二年(902年),唐封钱镠为越王。天祐元年(904年),钱镠请改封为吴越王,遭拒后经朱全忠奏请,改封吴王。后梁开国,钱镠以拥戴之功,改封为吴越王。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镠始建国”, 初步建立了政权。
囊括两浙
吴越的开国君主钱镠(Liú)在唐乾符年间为石镜将董昌的部校,后渐由偏将而升掌一州之兵。他在剿灭地方叛臣的过程中,经过两次杭越之战占有了两浙之地,维护大唐一统。中和二年(882年),越州观察使刘汉宏与董昌矛盾激化,刘汉宏命其弟刘汉宥与都虞候辛约进驻西陵(今浙江萧山西北),欲吞并杭州。钱镠率八都兵渡过钱塘江,偷袭刘汉宥,大破其部。 光启二年(886年),董昌命钱镠进攻越州,表示自己占据浙东后会将杭州授于钱镠。钱镠遂率军出平水,开山路五百里,直趋曹娥埭(今绍兴东南约四十余里),收降浙东将领鲍君福。他屡破浙东军,进屯丰山,而后攻破越州。董昌占据浙东,遂自称“知浙东军府事”,移镇越州,将杭州让于钱镠。
唐景福二年(893年),钱镠升任镇海军节度使,驻杭州。乾宁二年(895年),董昌在越州自立为帝,建立大越罗平国,改元顺天。同年五月,唐昭宗削除董昌官爵,又封钱镠为浙江东道招讨使、彭城郡王,令其讨伐董昌。 遂灭董昌,得越州。乾宁四年(897年)钱镠前往越州,而后返回杭州,以越州为“东府”。从此,钱镠基本控制了两浙,正式形成割据势力。
钱镠在平定了两浙内部的敌对势力后,基本停止了大规模的征讨。但由于三面受敌,仍经历了多次边境保卫战,主要对手就是淮南节度使杨行密。 天复二年(902年),唐昭宗封钱镠为越王。天佑元年(904年),钱镠上表朝廷,求封吴越王,却被朝廷拒绝,后因朱温斡旋,被改封为吴王。
建国吴越
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篡唐称帝,建立后梁,并封钱镠为吴越王,兼任淮南节度使。钱镠不听属下官员“拒梁命”的建议,接受了梁朝册封。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钱氏王朝,占据了两浙十三州,成为江浙一带颇有实力的割据者。 钱镠领浙江西道、浙江东道两道节度使,设西府杭州、东府越州为道治,定都杭州。由于吴越一隅偏安东南,吴越始终尊奉中原为正朔,梁朝封钱镠为吴越王、诸道兵马都元帅。
龙德元年(921年),钱镠又获赐殊礼,可“诏书不名”。 此时,前蜀、南吴、南汉、闽等地统治者先后建国称帝,群臣都劝钱镠据吴越称帝,钱镠拒绝。
龙德三年(923年),钱镠被册封为吴越王,正式建立吴越。他改府署为朝廷,设置丞相、侍郎等百官,一切礼制皆按照皇帝的规格。 不久,晋王李存勖灭后梁,建立后唐,改元同光。钱镠又遣使进贡,并求取玉册。后唐郭崇韬等大臣都极力反对,认为只有皇帝才可以用玉册。但李存勖最终还是赐予钱镠玉册、金印。新罗、渤海国等海外诸国皆接受钱镠册封,尊其为君长。
同光四年(926年),李存勖在兵变中遇害,李嗣源即位。中原局势混乱,中原朝廷诏命难以到达吴越。钱镠遂改元宝正。 关于钱镠改元一事,因后人尊奉中原正朔,对此颇有讳言。 而洪迈所著《容斋四笔》则称,钱镠在宝正年号之前,还曾改元天宝、宝大。 长兴二年(931年),李嗣源重新任命钱镠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吴越国王,并命监门上将军张篯前往杭州谕旨。 长兴三年(932年),钱镠去世,终年八十一岁,后唐朝廷赐谥号武肃。
王位更替
钱镠之后,第五子钱元瓘即位,在位十年,善事中原后唐、后晋政权,保土安民。长兴四年(933年)七月十三日,后唐赐封钱元瓘为吴王。 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四月,钱元瓘恢复建国,地位和待遇如同后唐同光年间一样。任用曹仲达、沈崧、皮光业为丞相,镇海节度判官林鼎掌管教令。 十一月,后晋皇帝石敬瑭下诏,加任钱元瓘为天下兵马副元帅,进封为吴越王。 天福六年(941年)钱元瓘去世,后晋赐谥号文穆。
钱元瓘去世后,钱元瓘养子钱弘侑的乳母勾结内牙指挥使戴恽,重臣章德安把钱元瓘去世的消息封锁,伏兵将其戴恽杀死,废钱弘侑为平民。同日,将吏根据钱元瓘的遗命,奉第六子钱佐为节度使。 九月初三日,钱佐继承王位。 后晋仍封以钱佐为吴越国王。钱佐性格温和谦恭,喜好读书,礼贤下士,亲自勤理政务。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南唐出兵攻打闽国,闽国君主王延政派遣使者向吴越上表称臣,请求作为吴越的附庸以求得救援。 钱佐为恤邻保境,不顾臣下反对,下令发兵三万相救,终于取得胜利,保障南部边境安宁。钱佐早年即位后,因尚年幼,无力控制下属的骄横,又曾宠信谄媚之人,然而终能摘奸发伏,亦不失果断。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十一月,钱佐诛杀内都监使杜昭达、内牙上统军使阚璠,由此吴越吏民都畏惧恐慌。 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钱佐去世,谥号忠献王,庙号成宗。因其子尚年幼,故由其弟钱倧继位。
开运四年(947年)八月,后汉任命钱倧为东南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任中书令、吴越王。 十二月,李孺赟谋反,钱倧派东南面安抚使鲍修让等人攻打李孺赟,将其擒获后诛杀。 当时内衙统军使胡进思跋扈,干预政事,钱倧深感厌恶,内衙指挥使何承训建议诛杀胡进思,钱倧犹豫不决。何承训怕事情泄露,向胡进思告密。胡进思先发制人,和指挥使诸温等以内衙兵发难,将钱倧软禁在义和院,假传命令,说钱倧因突然中风,传位给其弟钱俶。
纳土归宋
吴越钱氏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民本”思想。钱镠常说:“民为社稷之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他不仅自己不称帝,还反对强藩称帝。他谆谆地教诫子孙要恪守臣节,要“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
宋开宝八年(975年),钱俶应赵匡胤约,出兵与北宋会师南唐金陵。十二月,钱俶入朝表贺。宋太祖赵匡胤最后消灭了割据政权南唐,十国之中仅剩吴越。高僧延寿乃德韶之法嗣,此时沉疴在身。吴越王钱弘俶前往探病时,对宋灭南唐危及吴越走向,征询延寿的意见,延寿则尽力劝谕钱弘俶“纳土归宋,舍别归总”。
钱俶审时度势,遵循祖宗武肃王钱镠的遗训,以天下苍生安危为念,采纳了延寿临终遗言,为保一方生民,采取“重民轻土”之善举,毅然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五月入宋京开封,遵从祖训,决定纳土归宋,将所部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五十五万六百八十户、十一万五千一十六卒,悉数献给宋朝,成就了一段顾全大局、中华一统的历史佳话。
由此,吴越的生产力免遭破坏,人民也免遭生灵涂炭,从而稳定和巩固了中国和平统一的政治局面。北宋著名诗人苏轼曾评说:“其民(指吴越百姓)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这是对吴越钱氏历史功绩的客观评价。吴越钱氏为中国的和平统一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千年前的古人具有如此的历史远见和宏大胸怀,实属不易。
范围区划
吴越地域狭小,极盛时,只辖有杭、越、湖、苏、秀、婺、睦、衢、台、温、处、明、福十三州;另又设有镇海、镇东、中吴、宣德、武胜、彰武等节镇。 一军十三州分别是:
· 杭州(西府):辖钱塘、钱江、盐官、余杭、富春、桐庐、于潜、新登、横山、武康十县。
· 越州(东府):辖会稽、山阴、诸暨、余姚、萧山、上虞、新昌、剡八县。
· 湖州:辖乌程、德清、安吉、长兴四县。
· 温州:辖永嘉、瑞安、平阳、乐清四县
· 台州:辖临海、黄岩、台兴、永安、宁海五县。
· 明州:辖鄞、奉化、慈溪、象山、望海、翁山六县。
· 处州:辖丽水、龙泉、遂昌、缙云、青田、白龙六县。
· 衢州:辖西安、江山、龙游、常山四县。
· 婺州:辖金华、东阳、义乌、兰溪、永康、武义、浦江七县。
· 睦州:辖建德、寿昌、遂安、分水、青溪等五县。
· 秀州:辖嘉兴、海盐、华亭、崇德四县。
· 苏州:辖吴、晋洲、昆山、常熟、吴江等五县。
· 福州:辖闽、侯官、长乐、连江、长溪、福清、古田、永泰、闽清、永贞、宁德等十一县。
· 安国衣锦军。即今杭州市临安区,是钱镠的诞生地,故特升为衣锦军。
地方行政
吴越在地方制度上,总的来说沿用唐制,采用州、县两级地方行政体制。由于五代时期战乱较多,又滋生出一个崭新的地方行政单位——军。它如同今日的警备区设置,但权力更大,在地位上相当于州级行政单位。
政治体制
同光元年(923年)二月 ,“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协等册命吴越王钱镠为吴越国王,丁卯,始建国”, “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员外郎、客省等使”。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丞相系统的建立。这样,吴越国的权力结构由丞相系统、两军系统、元帅府系统构成,形成了由三系统构成的复合体制,即王国体制。
吴越建国后的王国体制由三个系统构成,丞相系统成为权力中枢,两军系统不再专擅地方大权,两军的地位为王国所取代,方镇徒有其名,其体制在吴越国已经解体。诸州升军,也不符合方镇作为州以上的道级行政实体的固有特征。从各种权力关系来看,吴越国已形成集权政治,体制的转换已经完成。
中央官制
中央制度上,吴越官制大抵仿效唐制,除了对中原王朝称臣,不设枢密院与枢密使以外,和唐朝时期的官制相似。 丞相系统的官职甚多,丞相之外,仅见于史籍的就有户部尚书、礼部尚书、工部尚书、刑部尚书、侍郎、金部郎中、职方郎中、国子祭酒、盐铁发运使、谏议大夫、给事中、著作佐郎、司勋郎中、通儒院学士、客省使、右补阙、内供奉等。
自钱镠建国后,吴越的丞相系统是一直存在的。长兴三年(932年)三月庚戊,钱镠卒,钱元瓘袭位,“以遗命去国仪,用藩镇法”。 天福二年(937年)四月,钱元瓘进封吴越国王。其间的五年中,钱元瓘任命曹仲达为权知政事,丞相系统实际上仍在继续运转。天福六年(941年)九月庚申,钱佐即王位,十二月,进封吴越国王。其间的三个月中,丞相曹仲达摄政事,与钱元瓘袭位之初的情况相同。与元帅府系统不同的是丞相系统发生过变化,变化集中在丞相的建制和地位上。钱镠建国之初,仅设左丞相、右丞相两名,左丞相为杜建徽,史称杜建徽“累从征伐,所至辄取立功”,在讨董昌、平定武勇都之变和睦州刺史陈询叛乱中都建有殊功,“及春秋高,尚能骑射”, 显然是军将出身,擢任丞相的实质是酬功。杜建徽身居相位,实际上并没有起重要的作用。另一位丞相许明除了“舍富春宅为寺,名曰许明寺” 外也别无记载。
丞相系统的变化发生在文穆王时期。《十国春秋·文穆王世家 》载,天福二年(937年)夏四月,钱元瓘复建国,“以曹仲达、沈崧、皮光业为丞相,镇海军节度判官林鼎掌教令”天福三年(938年)“二月乙亥,丞相沈崧卒”。又据《十国春秋·文穆王世家》与《吴越四·忠献王世家》可知天福四年(938年)到天福六年(941年)是曹仲达、皮光业、林鼎三相。文穆王复建国后,丞相人数增加到三名,而且始终保持这样的建制。此外,又新置同参相府事二人(陆仁章、仰仁诠)。忠献王钱佐时期,天福六年(941年)到天福八年(943年)仍为曹仲达、皮光业、林鼎三相。天福八年(943年)二月到开运元年(944年)正月三相相继而亡。此后的丞相为元德昭、钱倧,也有同参相府事一人(郭师从)。忠逊王时期的丞相为元德昭、吴程,钱倧则为同参相府事。忠懿王时期的丞相是元德昭、吴程、钱弘亿、钱弘儇、裴坚、沈虎子 、 崔仁冀。此外,又有同参相府事鲍修让。忠懿王时期的丞相虽多,但由于忠懿王统治时期长达三十二年,诸相任职时间有先后长短。所以,同一时段里一般仍是两至三名丞相,也有同参相府事,体现了吴越中央集权的程度 。
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上,吴越的法律体系同五代其他国家一样,沿用隋唐时期形成的律、令、格、式四种最基本的法律形式,在唐律基础上进行修改,以适应地方实际。
机构
吴越元帅府有不少军务。《十国春秋·吴越十一·沈韬文传》云:沈韬文“为元帅府典谒,参画军务,时时有所裨益”。此外,元帅府在平时也常负有外交使命,如《十国春秋·吴越二·武肃王世家下》载,天宝十三年(920年) 三月,吴越王命元帅府判官皮光业出使于吴;《吴越五·忠懿王世家上》载,显德二年(955年)十二月,“王遣元帅府判官陈彦禧入贡于周,周谕我出兵会击金陵” ;《吴越备史》卷4《今大元帅吴越国王》载:乾德五年(967年) 冬十月,“王又遣元帅府掌书记黄夷简入贡”; 开宝五年(972年)秋九月,王遣元帅府掌书记黄夷简再次入贡;《十国春秋》卷82《吴越六·忠懿王世家下》载,开宝九年(976年)十一月,王遣元帅府牙内都指挥使子惟渲赍通天犀带、金器五百斤、玳瑁五百斤、涂金银香笼等诣宋称贺 。 元帅府有文武僚属, 如元帅府判官、掌书记、典谒、牙内都指挥使等,所置官属大多“补授军职”, 但吴越元帅府与马楚的天策上将军府有明显不同。马楚的天策上将府在马楚政治中有特殊的地位,集中最高权力,掌握军政大权,天策府学士在决策中起关键作用,如李皋,在楚王马希范置十八学士时,以李皋为“学士之首,且执政柄”, 而吴越元帅府的对外职能决定 它的权力地位作用远不如马楚的天策上将府重要。
兵种
· 八都兵
吴越的军队是在所谓杭州八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黄巢于乾符五年(878年)八月攻杭州,九月克越州,当时所谓“两浙豪杰”于此时组织起来对抗黄巢义军,义军南下后,他们随之组建了正式的八都。董昌的临安都势力发展最快,董昌本人也成为八都的实际领袖,于是任命钱镠为八都都指挥使。钱镠最后在八都的基础上发展到了十三都,所谓“八都之外有紫溪、保城、龙通、三泉、三镇,是为十三都。” 八都正确名称应该是:临安县为石镜都,余杭县为清平都、嘉兴都,於潜县为於潜都,盐官县为盐官都、海昌都,新城县为新城都、武安都、东安都,唐山县为唐山都,富春县为富春都、静江都,钱塘县为钱塘都,浙江都等。再加上钱镠后来组建的五个都,构建了钱镠创建霸业的军事基础。钱镠创建霸业后,八都兵的名号仍然保留。
· 武勇
这支军队是以孙儒的降卒为基础组建的,杨行密在钱镠的支持下攻破孙儒部,时在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年)六月,孙儒部卒大部分被杨行密收编,钱镠只收编一小部分。武勇都组建后编入中军,中军即牙军,是藩镇部队的中坚力量,战斗力往往强于其他部队。而武勇都恰好具备这样的条件,孙儒原为秦宗权的部将,其军队以蔡州兵为核心,士卒勇悍,为久战之兵,但军纪败坏,掠夺成性。钱镠组建武勇都的时候,其行军司马杜稜说:“狼子野心,它日必为祸,请以士人代之”。钱镠不以为然,后来武勇都果然发生了叛乱,钱镠本人也险遭不测。武勇都自组建以来屡立战功,许多重大战役其都有参加。当然钱镠对武勇都也不是不加防备,他派心腹爱将顾全武为武勇都的都指挥使,统率这支军队。顾全武被吴国俘后,钱镠才先后派陈章、许再思为都指挥使,这两人均为孙儒的降将,这就为武勇都后来的叛乱埋下隐患。武勇都分为左、右两军,每军各有都指挥使一人为统帅,如徐绾曾任武勇都右都指挥使,许再思任武勇都左都指挥使,说明其军力后来有所补充。
· 其他
上直、中直、右直:吴越避钱弘佐之讳,凡是提到左字,均改为上字,故上直都为左直都,中直都已见相关记载,唯独没有右直都的相关记载,应为史材散失的结果。中直都不见于吴越前期,从频繁出征的情况来看,它应该是吴越后期比较有战斗力的军队。 镇武、镇国、向明:向明都本是钱镠的敌人刘汉宏的旧部,钱镠将其收编后取名“向明”。镇武、镇国二都在吴越前期不见出现,应该是在钱镠之后新组建或者改编的军队。
上右厅、佽飞、匡武:上右厅、佽飞、匡武这三支部队很少见于记载,也很少参加征战。
亲从、亲卫:所谓亲从、亲卫等军,是当时吴越的亲军,唐末的藩镇皆置有牙军,作为节度使的亲信部队,牙军待遇优厚,但不易掌控,经常发生兵变,所以节度使们纷纷在牙军之外,另组建亲军,作为节帅的亲信部队。
水利
开平四年(910年),钱镠动员大批劳力,修筑钱塘江沿岸捍海石塘,用木桩把装满石块的巨大石笼固定在江边,形成坚固的海堤,保护了江边农田不再受潮水侵蚀。并且由于石塘具有蓄水作用,使得江边农田得获灌溉之利。钱镠命兵卒民夫以“大竹破之为笼,长数十丈,中实巨石;取名大木长数丈,植之横为塘”;“内又以土填之,外用木立于水际,去岸二九尺,立九木,作六重”,称为“混柱”,奠基作成石塘。“筑塘以石,自吴越始”。这条捍海古塘,从六和塔筑到艮山门,长三十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三丈,外加土塘,内筑石堤,费时两个多月,耗资十万九千四百四十缗,近一亿一千钱。
此外,钱镠设撩湖军,开浚钱塘湖,得其游览、灌溉两利,又引湖水为涌金池,与运河相通。钱镠还在太湖地区设“撩水军”四部、七八千人,专门负责浚湖、筑堤、疏浚河浦,使得苏州、嘉兴、长洲等地得享灌溉之利。
手工业
由于吴越较少有战争,浙江越窑的瓷业生产能够继续发展,产品质量仍独步天下。器物造型釉色、装饰及装烧工艺等方面继承唐代风格,器形繁多,胎比普遍减薄,造型变得轻巧优美,折射出以釉色和造型取胜的时尚风格。
吴越保存下来的印刷品,所见的都是佛经。1917年湖州天宁寺改建过程中,于石幢象鼻内发现了数卷藏存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卷首扉画前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王钱弘俶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956年)岁记”可谓是大规模的印刷活动,仅此广顺三年(953年)完成的儒家经典书籍略晚三年。
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塌,在有孔的塔砖内再次发现《宝箧印经》。经卷有题记“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关系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记”。乙亥是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同时还发现了藏在砖塔内的塔图印本。塔图全长一米,每层画一塔,四塔连接,画有佛经故事。记文中有丙子记年,为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图经刻印比佛经晚一年。论时代已入宋朝,但这时吴越并未纳土,仍应为五代时期的印刷品。
文学
吴越的文学发展,在五代十国中也是比较兴盛的国家之一。由于政治的安定,经济的景荣,所以文化也发达。人才辈出,文学家有罗隐、皮光业等。罗隐一生作品很多,著作有《谗书》、《淮海寓言》、《湘南应用集》、《江南甲乙集》、《灵壁子》等。 罗隐的诗很有境界,对人生的认识也很深刻,如《孟浩然墓》批判了当时社会对书生的冷遇:“数步荒榛接旧蹊,寒郊漠漠雨凄凄。鹿门黄土无多少,恰到书生冢便低。”坟墓的高低显示了人死后礼遇的高低。
宗教
卑微出身的钱镠,显然不符合中国传统宗法制社会所宣扬的“君权神授”思想,这也必然不利于钱谬对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臣民们的统治。为此,他必须努力通过各种手段来“神化”自己的出身,佛教便是他利用的一种手段。曾国富在《五代吴越崇佛的原因及其影响》一文中认为,“面对钱谬,一石屹然而立,这不是普通之石,它是佛的化身。这显然是钱谬有意借助佛以神化自己而炮制出来的神话。 吴越统治不到百年,可在杭州境内却兴建了150多座寺院与数十座塔幢,可见钱镠对佛教的重视。
同时,钱鏐在发迹过程中,得到道士的秉力支持。钱鏐执政后,推行崇奉道教的政策,兴建宫观,笼络道士,常行斋蘸。其崇道的原因,是要借助道士神化自身,巩固其统治;借道教向民众灌输封建伦理道德,祈求得到道教神灵对其军队的襄助及对吴越民众的福佑。道教对吴越军事、政治、文化都有重要的影响。
吴越时期的佛塔内往往发现有众多佛教遗物,包括舍利容器、佛经、造像等,尤以阿育王塔、刻本《宝箧印经》、金铜造像最富特色。 吴越时期杭州西湖周边洞窟开凿了大量的佛教造像,这些造像主要分布在西湖南山石窟群和飞来峰石窟群,从题材上看,明显可见当时净土宗、禅宗思想的影响,造像风格上袭晚唐,同时具有明显的江南特色。
吴越时期的印刷技术非常高。历史记载,江南诸国的书籍刊刻曾十分兴盛,杭州、金陵和成都是当时三大印刷业中心。吴越王钱俶时期,杭州等地印制了《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8.4万卷。
中原王朝
天祐元年(904年),“钱镠求封吴越王,朝廷不许。朱全忠为之言于执政,乃更封吴王”。朱温称帝后,为了利用钱镠牵制杨渥,封钱镠为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有人劝他拒绝梁命,“镠笑曰:‘吾岂失为孙仲谋邪!’遂受之。” 于是他由联杨转变为联梁攻杨。朱温则于开平二年(908年)加钱镠守中书令,开平三年加守太保以示荣宠和拉拢。杨渥派周本等围攻苏州(今属江苏),结果为钱镠所败。乾化元年(911年),加镠守尚书令,兼淮南、宣润等道四面行营都统。朱友珪上台时曾册尊钱镠为尚父。朱友贞于贞明三年(917年)加钱镠天下兵马都元帅,开府置官属。次年,杨隆演攻取虔州(今江西赣州),阻断了吴越北上中原的陆路交通,钱镠就从海上入贡京师。梁末帝于龙德元年(921年)赐镠诏书不名。
李存勖称帝建后唐,钱镠遣使到洛阳贡献,求赐金印玉册,后唐群臣都认为要求过分,但李存勗曲从其意,勉强答应。钱镠于是“以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名目授其子元瓘,自称吴越王,命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其参佐称臣,僭大朝百僚之号,但不改年号而已。伪行制册,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后唐明宗即位之初,安重诲当权,钱镠遣使致书称“吴越王谨致书于某官执事”,言辞悖慢,安重诲怒其无礼,削去钱镠的“元帅、尚父、国王之号,以太师致仕”。安重诲死后,李嗣源才恢复其原有官爵。
契丹
吴越是南方最早与契丹接触的国家。吴越共向契丹遣派使者九次,分别在:后梁乾化五年(辽太祖九年,915年)、贞明二年(神册元年,916年)、贞明四年(神册三年,918年)、贞明六年(神册五年,920年)、龙德三年(天赞二年,923年)、吴越宝正七年(天显七年,932年)、后晋天福四年(会同二年,939年)、天福五年(会同三年,940年)、天福六年(会同四年,941年)、天福八年(会同六年,943年)。
龙德三年(923年)四月,吴越最后一次以梁朝藩属的身份,向契丹遣派使者。同月,李存勖称帝,后唐建立。十月,后唐灭后梁,吴越随向后唐称臣。因为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和契丹的矛盾很深,关系紧张。再由于吴越尊奉中原王朝的国策,所以吴越与契丹的关系也就渐渐疏远。这种情况持续至后晋建立才得以改善。 清泰三年(936年),石敬瑭仰仗契丹,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晋,改年号天福,同年灭后唐。吴越开始向后晋称臣,由于石敬瑭是契丹扶持起来的儿皇帝,吴越与契丹的关系也慢慢恢复从前了。再到石敬塘去世,其子石重贵继位,向契丹告哀,表示对契丹只称孙不称臣,从此后晋与契丹的关系恶化。在契丹和后晋交恶后,吴越于天福八年(943年)最后一次向契丹遣使,此后双方的官方交往便终止了。
朝鲜半岛
在中国进入五代乱世时,朝鲜半岛同样进入了战争繁多的后三国时代。即高丽、后百济、新罗。
三国之中,后百济与吴越的关系最为亲密,后百济国王甄萱也多次向吴越遣使。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朝鲜半岛的战争多发生于高丽与后百济之间,后百济与新罗也小战不断,甄萱迫切需要寻找一个政治依靠。
因一年,后百济攻陷新罗的首都,导致高丽国王王建兴兵讨伐,后百济在与高丽交战中处于劣势,被迫同高丽求和,后百济国王则请求钱镠出面调停。钱镠不仅把颁发给他们的文书称作诏书,还在诏书里把甄萱、王建等称之为卿,显然吴越是以宗主国的身份在处理事情的。
当时先后占据中原的五个王朝,虽然更有能力担任这个角色,可由于常年处于内乱中,与外国的交往了相对减少,甚至是中断。吴越作为沿海地区的国家,在这个特殊时期下便代表中国担任这个角色了。
日本
唐朝是中日交通史上的一个高峰,即有日本官方遣派的遣唐使,又有民间的学者、商人和僧人。当时日本人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非常高涨。但自开成元年(838年),日本最后一次派出遣唐使后,日本与中国的官方往来完全终。至此,日本民间来华的人也逐渐减少。至五代时期,日本对发展中日关系已不再像唐朝时期那样采取积极的态度。大多数情况,都是吴越先派遣使者到日本,出于礼尚往来,日本在遣使者回访。
吴越时期社会繁华程度较高。人们早晚活动不受时间和地区的限止,商店可以随处开设并全天甚至通宵营业,人们普遍使用桌、椅、凳等。商店营业的时间完全依商业的繁华情况而定,一般商店大多是天明后营业,天黑前息业,而饮食店、酒楼、茶坊的营业时间更长,尤其是繁华的城市自早晨五更到半夜三更,有的甚至通宵营业,形成城镇居民划时代的新的生活习俗。
民族以汉人为主体,文化源于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自5000年起就已成为文化共同体。吴越国所使用的语言被称为“江南话”,学术上称为“吴语”、“吴言”,“徽州方言”则也是汉语吴方言的一个分支(徽严片)。
江浙地区因唐末战乱,人口耗损大。钱氏建立吴越定都杭州后,人口才开始增长。以杭州城为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五曰:“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
在吴越近百年保境安民的国策下,发展生产,拥有在籍户55万684户,接近唐朝天宝时的在籍户。说明这里的人口比其建国之初有很大的增长,为北宋江浙地区人口的高增长,提供了较高的人口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