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为何能保存上千年?

敦煌文物研究所，1953年

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确立了“保护、研究、弘扬”的方针，壁画临摹与石窟加固、壁画和彩塑修复等工程一起，进入更为专业的时期。这段时期也是临摹敦煌壁画数量最多、质量提高最快的黄金时期。

从到莫高窟的第一天起，常书鸿就一头钻进洞窟临摹、研究壁画;而在他之后，这一千秋伟业在段文杰、霍熙亮、欧阳琳、史苇湘、李其琼、孙纪元、关友惠、万庚育等画家笔下得到延续。不同于之前的抢救式临摹，他们开始有意识地研究、总结临摹的目的、风格和技法，建立完善的临摹评审机制，并逐渐形成了现状临摹、整理临摹到复原临摹的壁画临摹体系。现状临摹主要是客观复制，用于展览展示;整理临摹是通过比较研究补全局部缺损的艺术形象，为相关研究提供资料;复原临摹，则是在充分研究和考证后对壁画初始面貌的恢复性临摹，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研究。

榆林窟第25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所职工临摹前室天王完成后开会审查，1956年

大量壁画因历经千年岁月已漫漶不清，要回溯到一千多年前刚画出的面貌，需要通过横向、纵向比对和大量研究，所以复原临摹是难度和强度最大的一种研究。但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有名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原图已经残损不堪，如果没有段文杰先生的复原临摹，人们大概永远无法窥见这幅艺术珍品的原貌。

段文杰对莫高窟第130窟残损“都督夫人礼佛图”进行复原临摹，1955年

莫高窟第130窟甬道南壁都督夫人礼佛图现状，孙志军摄影

在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段文杰和敦煌学者史苇湘看来，临摹绝对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认识、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方法，更是保存、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必经之路。

关友惠、史苇湘、霍熙亮临摹第249窟壁画，1956年

大家的临摹工作获得了回报。1950年代初期起，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印度、捷克、波兰、日本、缅甸等地，举办“中国敦煌艺术展”，引起巨大的艺术共鸣。迄今为止，敦煌研究院已经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等16个国家举办国际敦煌展览，国内的展览更是遍及多地，均收获热烈反响。

《中国敦煌艺术展》，日本，1958年

敦煌壁画之所以保存千年，天然矿物颜料的使用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之后的中国绘画传统中，追求意象的水墨笔法逐渐取代了重彩的表达，曾经绚烂的色彩世界似乎被遗忘了。

然而敦煌的画家们没有忘记。20世纪40—80年代的画家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没有能力使用天然矿物颜料;1980年代后，敦煌文物保护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在步入国际合作、科学保护以及敦煌艺术弘扬新阶段之际，敦煌壁画临摹也开始了新的突破，即开始使用与洞窟壁画同样的天然矿物颜料，沿袭古代绘画技法并运用于现代美术创作的“敦煌岩彩”，逐渐受到业界关注。

而在海峡对岸，深受隋唐文化影响的日本，一千多年来，始终在继承和发扬敦煌壁画所用的矿物颜料及工艺，敦煌重彩的色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扩展，敦煌壁画临摹甚至成为相关院校生的必修课。1985年起，在当时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生与东京艺术大学校长平山郁夫先生共同倡导下，两个机构开始了频繁的学术往来。随着敦煌研究院赴日留学的学者陆续归来，从中国传至日本的矿物颜料工艺又回到中国，丰富并创新着敦煌壁画的临摹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事业。

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欧阳琳在临摹，1984年

敦煌研究院职工娄婕同志在第220窟临摹壁画，1986年

丰富的色彩、生动的形态、流畅的线条、传神的意境……对这延续一千年的敦煌艺术的临摹，是要持续几代人的百年伟业。敦煌研究院现在所设的美术研究所，便是专门从事壁画临摹、复制以及敦煌艺术研究的部门。他们通过临摹和创作的实践表明，临摹不只是复制，更是现当代临摹者穿越时空与古代画师们的对话，也是一代代画家对东方绘画的领悟和创新。一代代艺术工作者笔耕不辍，体味着千年间的东方艺术精魂，勾连起宏阔的中华文明命脉。而敦煌艺术的生命力，正是需要通过壁画临摹与研究，通过传统的继承和创新来呈现。

《丹青汇：敦煌研究院赴日研修青年艺术家作品展》

2019年7—8月，“丹青汇：敦煌研究院赴日研修年轻艺术家作品展”在莫高窟开幕，展出的岩彩画作的源泉，正是莫高窟壁画的传统材料工艺，而屏风画、绢画、扇面画等作品，也都是从传统绘画的摹写入手，展现他们对东方艺术的理解和探索。与七十多年来敦煌研究院的众多艺术工作者一样，青年画家也成长于多元开放的文化交流时空。通过他们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敦煌色彩的新生，窥见中国传统绘画的传承，更重要的是：艺术只有在回望传统、面向未来的传承创新中，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中，方能生生不息。而这，也正是敦煌艺术的使命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