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

说到1960年的7月16日发生的大事件中，小编觉得有一件事情还是要提一提的，那就是那年的苏联竟然单方面的撕毁了不知道多少合同，而且把在华的全部专家给撤走了，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下面跟随小编一起来揭秘看看吧!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了同我国签订的600个合同。其中，专家合同343个，科技合同257个。自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援建项目共304项。到1960年上半年，已建成103项。其余201项正在建设中。苏联政府片面决定，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终止派遣专家。苏联撤走专家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使我国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

苏联撤走专家的前前后后

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苏共新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并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这一做法不仅在苏联国内，而且也在中国和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获悉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十分重视，立即多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此事进行讨论。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方面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错误，甚至认为这样做也大有好处，解放了各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认为赫鲁晓夫的做法有缺点，即批判斯大林这样的重要人物事先未同兄弟党商量，搞了突然袭击;对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或者说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只讲错误，不讲功绩。由此，中苏之间产生了分歧。中共中央先后撰写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第一次虽然婉转却是公开地表明了不同于苏共的意见。

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也不赞成，在1957年11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上，由于苏共起草的《宣言》稿中又重提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在会议的内部讨论中重申自己的不同观点，要求苏共同意修改《宣言》稿的看法。

除上述两大分歧外，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又有新发展。由于受苏共二十大的间接影响，1956年先后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处理波匈事件的做法也不甚满意，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因而批评苏共和苏联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等等。

1958年4月18日，苏国防部长建议在中国设长波电台。7月21日苏大使又提出建立联合舰队，遭到中国政府拒绝后，赫鲁晓夫非常不满，并开始向中国施加压力。1959年6月20日，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技术资料。9月9日就中印争端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9月15日赫鲁晓夫访美大吹戴维营精神，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路线。赫鲁晓夫在中国国庆10周年大会上讲话，攻击中国试图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10月6日，他回到海参崴发表讲话，说中国共产党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

1960年4月，中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赫鲁晓夫。6月下旬，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代表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这次会议后，赫鲁晓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恶化两国关系。

1960年6月16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年科向章汉夫副部长递交有关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照会。照会列举中方向苏联专家散发《列宁主义万岁》小册子，向苏联军事专家组会议宣传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以及对目前国际形势的看法问题的观点等。

苏联政府未经同中国政府商量，突然照会中国政府，片面地决定召回苏联专家，通知中方于一个半月内，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而不等待中国政府的答复。7月16日苏召回在华的1390名专家，片面中止应聘来华专家900名，撕毁了600多项协议和合同。中国对此感到诧异，给予复照，指出苏方突然把专家撤走，势必破坏两国政府所签订的有关协定和合同，中国政府郑重表示愿意挽留在华工作尚未期满的全部苏联专家，继续按原定聘请期在中国工作。我方向苏方递交复照后，即向苏联专家宣读了中、苏两国有关撤走专家的两个照会，并重申中方愿意挽留未到期的专家仍留华工作。指出苏联政府片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不论从法律上、道义上、政治上都是无法辩解的，苏方对此应负全部责任。

1960年8月，苏联大使契尔年科约见陈毅外长，口头指责中方宣读两个照会事宜。陈毅同志高屋建瓴，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对苏联大使说：将近1390名苏联专家突然撤回，并通知在一个半月内全部撤完，苏联专家分布在中国16个城市，500至600个单位工作，苏方这样做对中国经济必然会带来严重损失。这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对于两国关系必然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陈毅还向苏联大使说了我们中国同美帝国主义结下了深深的怨仇，这不是二十年、三十年可以解决的，如果有了战争，中苏还是要一起对付的，所以希望苏联政府改变这一决定。

关于向专家宣读两个照会问题，陈毅说，我们有必要把真相告诉专家，即使苏联要撤走专家，苏方可事先提出商量，分批撤，使中方有所准备。赫鲁晓夫的报告曾说，苏联有高水平的专家500多万人，将近1500名专家对苏联来说并不是什么决定性力量。然而，这1500人离开中国，对中国来说经济损失很大，苏方应留一些专家在中国，不要做事不留余地。

我方又发出第二个照会，答复苏方8月26日的复照。指出中方向专家宣读双方的照会，是苏方突然地、片面地召回在华全部专家所引起的。苏专家聘期未满，突然奉召回国，行期又很紧迫，这就必然引起各种猜疑和传说。为说明真相，把中苏的两个照会念给他们听是最公正、最好的办法。中方的这种态度，光明磊落，无可指责。苏方采用施加压力的办法，突然召回专家，只能损害了中苏两国团结，而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最后，我方复照指出，苏联政府突然片面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不仅破坏了两国政府签订的有关聘请苏联专家的协定和合同，而且损害了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一系列协定，使得这些协定中规定的许多建设项目的技术设计、设备安装和科学技术研究的进行发生了很大的困难，给中国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1960年11月6日，苏联驻华使馆向我方提交有关撤专家问题的第三个照会。对苏方的第三次照会，我方已拟就了第三次复照，但在照会审批期间，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了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八十一国兄弟党会议，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有好转迹象。在新形势下，拟决定不发第三次复照，撤专家引起的后果，在将来会谈中解决。因此，我方第三次复照未发出，中苏关于撤专家问题的照会战就到此结束。

早在1959年，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东欧七个社会主义国家时，曾经路过莫斯科。彭德怀还未出国前，我在1959年上海会议期间曾去看过他。我将赫鲁晓夫的活动情况，赫鲁晓夫当时对中国政策的指责和东欧各国的基本动态都向他作了汇报。我也告知他，上次(指1957年十月革命40周年)，他率领军事代表团访苏时，苏方对他的反映。我也向他报告了苏联已开始在军事援助上，尤其是海、空军和新技术方面控制加紧，数量减少，质量降低和尽量制造困难与拖延时间。我还讲了苏联在没有同美国完全达成一定协议时，还会要拉中国，但企图把中国的对美政策纳入苏联的轨道。即使它与美国达成一致协议，也还不至于与中国闹翻，否则他和美国讨价还价时减少了筹码。我又说，赫鲁晓夫公开对华争论是政治性质的，一面对中国施加压力，一面对美国作出姿态。我告诉他，这时中苏关系还未到最坏地步，还有可能争取其一部分军事援助。

彭德怀路过莫斯科时，在机场向迎接他的苏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表示，要与赫鲁晓夫会见。彭要见赫鲁晓夫，主要是为了把建设中国军事工业的一些重要项目落实下来，这件事只有赫鲁晓夫才能做决定。因此，当彭德怀访七国回莫斯科的第二天，赫鲁晓夫接见了彭德怀。彭德怀和赫鲁晓夫会见之前，我先到赫鲁晓夫的秘书办公室等候。苏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传达，赫鲁晓夫的这次谈话主要是交换中苏两国军事上共同有关的问题，参加会议的苏方人员有安东诺夫大将。赫鲁晓夫除强调苏联核武器、新式武器的威力以及苏联海、陆、空军现代化装备与力量强大外，特别提到为防备美国在远东侵略，尤其是对中国的军事侵略。苏联在远东地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和空军力量，一旦有事可以对中国进行强大的援助。赫说美国对中国进行军事冒险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因此赫向彭提出，中苏两国进行具体军事合作有迫切的必要，特别是要迅速安排中苏海军与空军的合作。这方面是美国的强处，是中国目前的弱处，如海军与空军方面能实现合作，这一形势就会改变。赫鲁晓夫又表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可以以苏联为中心和华沙条约国军事条约衔接起来，这也就是华沙军事条约的延伸。彭德怀表示可以向中央请示，研究赫鲁晓夫的想法，这从战略方面来看对中国是会有帮助的。至于合作的具体方案和形式，他回国研究后，再与苏方共同研究。彭接着向赫提出要求加强对中国军事装备与新式军事技术的援助。在说到这个问题时，彭向赫说明了我国国防计划方面需要加强的地方，我国当时军队的编制与军事装备和急需的装备革新及补充等情况。赫鲁晓夫听后，对彭的要求均表示原则同意，提出在军事装备与技术援助时要多派专家来帮助我国，并希望中国武器生产与苏联统一化。彭表示请示中央考虑。此外，也谈到了一些有关南斯拉夫、裁军、四国首脑会议以及当时苏联内部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争论问题。

在彭德怀访问七个东欧国家将回莫斯科前，我在外交场合活动中遇见了米高扬，米向我说，苏联方面高度评价彭这次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访问，其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他说彭会了解这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经验教训，他们如何运用苏联的经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苏联为中心加强团结互助合作，交流经验，统一步调是非常重要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最可靠的保证，也可以加快速度向共产主义迈进。关于这些，中国也会如此理解。他希望，彭将这次访问的结果向中国介绍，将会使中国对各社会主义国家迫切需要互助合作、统一步调的愿望能进一步了解。各社会主义国家也希望中国在这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与发展的一个强大的因素。他希望我将他的这些意见转告彭德怀。当彭德怀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我就把米高扬的话全部转告了彭总。

米高扬要求转达给彭德怀的这一段话重点就是一句：社会主义各国要统一步调，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中国对统一步调进一步了解。这就是当时苏联、东欧、亚洲各国执政的共产党都知道的赫鲁晓夫的一句“名言”，叫做要“对对表”。

1959年中苏两国军事合作曾达成了一些协议，其中包括苏方提供制造新式军用飞机和导弹等的成套设备技术图纸，但要建设一个比较重要的军事工厂至少需要五年的时间。

1960年6月中苏两党在布加勒斯特严重交锋后，苏联答应提供的重要军事设备大部分都没有兑现，我国防部派出的学习军事尖端技术的留学生也受到种种限制，以后也未再派出。1960年之后，中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可以说都是靠自己艰苦的努力发展起来的，当然发展的速度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作者简历：刘晓，1908年生，湖南辰溪人。参加过长征。1937年后长期在上海领导地下党的秘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组织部长等职。1955年2月至1962年10月任驻苏联大使。1956年2月，作为以朱德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苏共二十次党代会;1957年1月，陪同周恩来出访苏、波、匈三国;1960年9月，作为邓小平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与苏共的会谈;同年12月，以刘少奇、邓小平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967年4月至1968年3月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1988年6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