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生肖对应的十二种动物是怎样选定的?

十二生肖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根据十二地支衍生出了相匹配的十二种动物。相当于每12年一轮，所以每个人都会有对应的属相。那大家比较好奇的是，十二生肖是如何排序还有确定这十二只动物的，其实这里面惨咋了很多神话故事，光是起源就有四种说法，排序从佛教、五行阴阳、民间传说等也是各不相同。所以如果大家想弄清楚的话，可以把这几个故事都看看，然后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一个。那这次就简单的跟大家讲讲十二生肖排序的来历，感兴趣的话就一起来看看吧。

十二生肖陶俑

唐(公元618年-907年)

高36.5-42.5厘米

1955年陕西西安韩森寨出土

陶俑的造型为兽首人身，兽首分别为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生肖的形象。人身直立，身穿交领宽袖衣，长垂至足，两手笼袖拱于胸前。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十二生肖陶俑正在展出、正在展出、正在展出——

▲展览现场

1955年3月26日，陕西省文管会第一文物清理工作组在西安市东郊韩森寨附近工地发现一座唐墓。该墓系一中型土洞墓，分墓道、甬道及墓室三个部分。

经发掘，出土随葬品极为丰富，其中以一套表涂红绿彩绘，呈顺时针排列的十二生肖陶俑最为引人瞩目。

十二生肖，即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种动物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相配，合而谓之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是我国传统的纪时、纪月、纪年的方式。

十二生肖自起源之时始便与农耕文明紧密相关，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并且不断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作为随葬品的十二生肖俑就是其中较具特色的一种，是研究我国古代民俗风情的重要实物资料。

一、十二生肖的文化源流

事实上，十二生肖不只是一种单纯的传统纪时、纪月、纪年的习俗，更主要的还在于由此衍生、发展出许多同人生密切相关的民俗文化事象。考辨十二生肖的文化源流，亦即搞清这些文化事象的来龙去脉。

十二生肖从起源到最后完善，历经的时间应该较为漫长。文献中最早涉及生肖动物与地支相配是在西周时期，《诗经?小雅?吉日》有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庚午马的对应，与今之生肖午马完全吻合。

生肖出现最早的实物资料，是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和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墓发掘的简书，两批秦简均有关于十二生肖的记载，均记于《日书》中。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盗者》：

“子，鼠也。盗者兑口……丑，牛也。盗者大鼻……寅，虎也。盗者壮……卯，兔也。盗者大面……辰，盗者男子，青赤色……巳，蟲也。盗者长而黑……午，鹿也。盗者长颈……未，马也。盗者长须耳……申，环也。盗者圜面……酉，水也。盗者而黄色……戌，老羊也。盗者赤色……亥，豕也。盗者大鼻而票行……”

其中 “子，鼠也”、“丑，牛也”、“寅，虎也”、“卯，兔也” 已与现今所传生肖相一致。又据考证，蟲即虫，《说文?虫部》段注“虫，一名蝮”，蝮是一种毒蛇，因此，巳与蛇相对应。环，读猨，猨即猿，与猴接近。“酉，水也”，“水”古读为雉，雉为山鸡，今酉鸡当属酉雉发展而来。

《古今注》有记“狗一名黄羊”，据此推测“老羊”为狗也是有可能的。这样，睡虎地秦简所记录的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巳蛇、申猴、酉鸡、戌狗、亥猪九种生肖，与今所传生肖相同。而“午，鹿也”、“未，马也”所配属与今有异。地支“辰”后无生肖所配，应是漏记兽名。

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亡盗》：

“子，鼠矣。以亡盗者中人取之……丑，牛矣。以亡其盗……寅，虎矣。以亡盗从东方入……卯，兔矣。以亡盗从东方如，复从出，臧野林草茅中，为人短面，出不得。辰，虫矣。以亡盗者，从东方入，有从出，取者藏溪谷内中，外人矣。其为人：长颈，小首，小目。女子为巫，男子为祝名。巳，鸡矣。……午，马矣。……未，羊。……申，猴矣。盗者从西方……酉，鸡矣。戌，犬。尔在贵薪蔡中……亥，豕矣。……”

其中，“巳鸡”与“酉鸡”相重，疑为“巳蛇”之误。这一组生肖，比睡虎地秦简所记更接近流传至今的十二属相。

上述秦简中的十二生肖虽然与今传生肖不尽相同，却已基本完整。

由此可见，十二生肖的配属在先秦时期已基本成形了。而且，这两处秦简发现地一南一北，相距甚远，说明当时十二生肖已广为流传。

现存传世文献中最早系统记载十二生肖的是东汉王充《论衡》，《论衡·物势》曰：

“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胜土，故犬与牛羊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马也。水胜火，故豕食蛇;火为水所害，故马食鼠屎而腹胀。”

曰：“审如论者之言，含血之虫，亦有不相胜之效。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水胜火，鼠何不逐马?金胜木，鸡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胜水，牛羊何不杀豕?巳，蛇也，申，猴也;火胜金，蛇何不食猕猴?猕猴者，畏鼠也，啮猕猴者，犬也。鼠，水也，猕猴，金也;水不胜金，猕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胜金，案猴何故畏犬?”

这段记述中独缺地支“辰”，但在同书《言毒》篇有载：“辰为龙，巳为蛇，辰巳之位在东南。”十二动物及与十二地支的相配关系，已经和后代的十二生肖基本相同。

另外，东汉蔡邕的《月令问答》也有十二生肖记载，只是不全，其文曰：

“凡十二辰之禽，五时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鸡、亥豕而已，其余龙、虎以下，非食也。……寅虎非可食者……冬水王，水胜火，当食马，而礼不以马为牲，故以其类而食豕也。”

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登涉》中有言：

“山中寅日，有自称虞吏者，虎也。……卯日称丈人者，兔也。……辰日称雨师者，龙也。……巳日称寡人者，社中蛇也。”

在此，十二生肖动物被用于纪日，且被赋予人格化的形象。

南梁沈炯曾作《十二属诗》：

“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龙隰远青翠，蛇柳近徘徊。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栽。猴栗羞芳果，鸡跖引清杯，狗其怀物外，猪蠡窅悠哉。”

自此，始有“十二属”的称谓。

南齐永元年间，有一则用人的属相来讽刺政局的童谣：“野猪虽嚆嚆，马子空闾梁。不知龙与虎，饮食江南墟。”当时的识者解释道：“东昏侯属猪，崔慧景属马……梁王属龙，萧颖胄属虎。”北周权臣宇文护的母亲托人给他传书：“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说明在南北朝时，用生肖指代人的出生年已经很普遍。

二、十二生肖俑的演变

十二生肖俑，亦称十二支神俑。古代人们拿十二生肖与人的命格相结合，并将其神化为生肖俑，在墓葬中按一定方位排列。因其有镇墓辟邪、保护墓主亡灵平安之说，所以被广泛用于陪葬。

作为随葬明器的十二生肖俑，一般为陶瓷制品，亦有少数为石制或金属质，常见于隋、唐、五代及宋墓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民俗文化特色，是一种古老的民俗文化事象。

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知道十二生肖的起源应不晚于西周时期，到汉代时已形成了完整的十二生肖配属。而考古发现的众多汉墓中，都出土有大量的鸡、狗、猪等动物俑。

目前学术界多认为它们是家庭圈养的家禽、家畜，是墓主人生前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映。至于其中是否有表示十二生肖意义的动物俑存在，尚需进一步的论证或考古新材料的证实。

从现有考古资料看，十二生肖俑最早作为随葬品出现在墓葬中应是南北朝时期。山东临淄北魏崔氏墓葬群中的10号墓出土有十二生肖俑，为陶质，形象较为写实。

此时，生肖俑以独立的动物形象被置于相配套的龛台中。因该墓在早期遭到严重破坏，仅发现有虎、蛇、马、猴、犬及生肖已失的龛台一件，这是有关十二生肖俑年代最早的实例。

灰陶生肖俑：马%20、蛇、虎、猴

北朝(公元六世纪左右)

高约21-23厘米

1983年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M10出土

皆为泥质灰陶,且为动物原形,伏卧于龛台之内,龛台呈莲瓣状,有底座与背靠,背靠略向内凹,呈弧形,衬托出生肖俑形体。

从隋代至初唐时期，十二生肖俑的常见形象已演变为坐姿的兽首人身像。如湖南湘阴隋大业六年墓两壁的十二个小龛中，出土了一套兽首人身生肖俑，着右衽大袖长袍，双手置于腹前，盘坐。

武汉武昌桂子山隋大业年间墓葬出土的十二生肖俑，兽首人身，宽衣博带，拱手盘膝而坐。重庆万州唐代冉仁才墓出土的十二生肖俑，兽首人身，盘坐于底板上，身穿折领宽袖袍，两手持笏板拱于腹前。长沙黄土岭初唐墓出土的十二生肖俑，兽首人身，身穿宽边披胸服，大袖，两手向胸前作拱礼状，两膝就地盘坐。

这一时期，出土有同类十二生肖俑的墓葬还有湖南长沙牛角塘唐墓等。可见，此时期墓葬中随葬十二生肖俑的现象多出现在两湖、四川等南方地区。

青瓷鼠、牛、猴俑

隋(581年-618年)

鼠俑高15.3厘米,牛俑及猴俑高16.5厘米

1955年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桂子山出土

这是十二生肖俑中的3件，均为人身、兽首、着衣、持笏、盘坐，形象逼肖，釉色青黄，制作精致，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青釉生肖牛俑

唐(公元618年-907年)

高18厘米

1978年重庆万州唐代冉仁才墓出土

牛首人身，昂首立耳，双眼圆睁，神情庄重。身着折领宽袖袍服，腰部束带，双手持笏板，置于胸前，盘腿端坐于方座之上，遮盖了双腿和足。通体施青釉，釉面布满均匀的细开片，座底有一洞。造型制作精美、生动。为唐代青瓷中的佳品。

青釉生肖龙俑

唐(公元618年-907年)

高15.4厘米

1986年湖北省老河口市光化办事处冯营村出土

龙首人身。龙首平直前伸，头上有角，双目圆睁，长嘴。人身着交领长袍，宽袖下垂，腰系袍带。双手执笏于胸前，盘坐于矮长方座上。灰白胎，施青釉，釉色均匀。

大致在唐高宗、武周时期，两湖地区已出现站立的兽首人身，着宽袖大袍的十二生肖俑，并逐渐取代了坐姿俑。而在北方地区，一直到了盛唐时期，在墓葬中随葬生肖俑才为常见，但已不见坐姿俑了，大多数为拱手站立的兽首人身文官俑。

河南偃师唐开元二十六年李景由墓出土的十二生肖铁俑，形制与陶俑相仿，兽首人身，着宽袖长袍，双手拱于胸前站立，无底座，是俑类中较少见的。

陕西西安唐开元二十八年杨思勖墓、天宝三年史思礼墓以及本文所论述的天宝四年韩森寨墓中都出土有十二生肖俑，也均为兽首人身，着交领宽袖大袍，立于圆形台座之上。

五代十国时期，承袭唐代，在墓葬中仍然常发现有随葬十二生肖俑的现象。

到了宋代，由于当时很多偶人明器皆用纸扎糊的原因，北方宋墓一反唐代用大量陶俑等明器随葬的习俗，仅有少数碗、罐之类。但此时的四川、闽赣等地区的宋墓，其随葬器仍以陶俑为主。

而十二生肖俑作为随葬品，在这些地区的宋墓中仍为常见。此时期十二生肖俑多以人像为主，动物像退居次要地位，仅以较小的形象点缀于人像身体的不同位置，并且生肖动物所处的位置也存在着一定的演变规律，随年代的推移而不断地下移。

最初，动物像塑于人像的头冠上或幞头之上，各生肖俑的区别主要在于头冠或幞头上所塑生肖动物形象的不同，如四川威远县永利村宋墓、福建连江宋墓等。

之后，生肖俑常表现为文官俑双手捧不同生肖动物于胸前，如四川蒲江北宋宋燧墓、四川蒲江北宋魏忻与魏大升墓、江西进贤县宋墓等。这两类表现形式的生肖俑，其出土墓葬的相对年代都在北宋时期。当然，在少量的隋唐墓葬中也发现有将生肖动物塑于人像头部或持于胸前的情况。

但值得我们认真区别的是，隋唐时期的生肖动物个体较大，地位明显突出，而北宋时期的生肖动物形象个体较小，仅以点缀、附属的方式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生肖鸡俑

高19厘米

北宋政和八年(公元1118年)

1972年江西进贤县池溪公社北宋政和八年吴公谨夫妇合葬墓出土

生肖俑12件，形态相同。肥头大耳，面容丰腴，大眼高鼻，形象端庄。头戴筒形帽，帽前端刻一“王”字，身着交领宽袖袍服，下着裙裤，脚穿尖靴。腰束革带，前垂大带，双手各捧一生肖动物或动物头像于胸前，分别为鼠、虎、兔、龙、蛇、马、羊、猴、狗，另外3俑的生肖动物已缺失。俑模制成型，中空，素胎，胎呈灰白色，胎体坚致。

青白釉褐彩生肖瓷俑

北宋(公元960年-1127年)

高21-23厘米

1970年江西省景德镇市郊新平公社洋湖大队北宋夫妇合葬墓出土

此为一套人捧十二生肖俑，缺少牛和兔，只存十件。每件生肖俑都为人形，手捧不同的生肖动物于胸前，身着褐彩长衫。

宋代生肖俑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以生肖动物直接塑于文官俑的器座一侧。

如四川遂宁的宋宜人墓曾出土有残存的六座生肖俑，十二生肖动物中的马、牛、羊、龙等动物俑分别塑于不同的文官俑的器座右侧。这座墓葬还出土有较多的三彩人物俑和生活用具等，出土器物的器型、釉色等与四川地区南宋时期器物的风格都极为相似，此墓葬的年代应为南宋时期。

到了南宋晚期，生肖动物的形象逐渐消失，仅是在文官俑器座部位书写“子”、“丑”、“亥”等十二地支字样来表现十二生肖，如江西临川发现的宋墓就存在这种现象。

南宋以后，尽管有些地区的元墓、明墓仍承袭宋墓的葬俗而随葬陶俑，但十二生肖俑作为随葬品在墓葬中出土的现象就极为少见了。

青白釉十二生肖俑

南宋(公元1127年-1279年)

高17-21.2厘米

1983年湖北省罗田县古庙河汪家桥M4出土

俑做直立状。头戴“王”字高冠，身穿交领宽袖长袍，足着云头履，下置底板。分别手捧生肖头像，其中鼠首、猴首、猪首残缺。均为瓷土作胎，青白釉脱落。造型生动形象，完整的一组，在南宋时期颇为难得。

综上所述，作为墓葬随葬品的十二生肖俑自南北朝开始至宋末逐渐消失，其演变规律相当清晰。

即从南北朝时期独立的生肖动物形态，到隋、初唐时期的兽首人身坐姿俑，再至盛唐时期的兽首人身站姿俑，到北宋时期演变成生肖动物点缀于人像不同位置的文官俑，终至南宋以后生肖俑消失。

此外，众多的考古资料显示，在隋至唐初时期，十二生肖俑大量在南方的墓葬中作为随葬品出土，而在北方直至盛唐时期，十二生肖俑才在墓葬中多见。它表明在墓葬中随葬十二生肖俑应是南方地区一种固有的葬俗，而后才传播至北方地区。这也充分说明了当时我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互通有无、相互影响的高度融合关系。

总之，作为传递农耕文明的一种载体，十二生肖历经几千年历史的积淀，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承载着先人们无穷的智慧和美好的愿望。

三、生肖文化与农耕文明

十二生肖系统是中国古代农耕先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总结得出的，是农耕文明多元文化的聚焦点，它至少具有动物图腾崇拜、五行学说影响、堪舆思想浸染的印记。

1.动物图腾崇拜

不可否认，农耕先民的动物图腾崇拜势必会影响对于十二生肖的确定，两者之间必然存在某种难以割舍的联系。

早在农耕文明初期，人们为了对不同的氏族进行更好的区分，将某种动物作为本氏族的标志，并进行崇拜祭祀，图腾便应运而生。

首先作为图腾来崇拜的是人们惧怕的虎、蛇以及想象中的龙等动物。

▲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盘 山西博物院藏

▲红山文化玉龙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1973年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高26厘米

龙是鹿、驼、兔、蛇、蜃、鱼、鹰、虎、牛这九种动物的组合体，是十二生肖中唯一一种虚拟动物，是远古时期人们理想化、神秘化的产物。在农耕文明里，人们认为龙可以行云布雨，故将其供奉为神。

随着人们开始定居，诸如马、牛、羊、鸡、狗、猪、兔等用来营生的动物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人们把这些动物选入了图腾。马、牛、羊、鸡、狗、猪是人们常说的“六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是非常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

人们一方面依赖于它们，另一方面由于认识能力的有限，对它们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崇拜。以猪为例，商代就有玉猪出土，而且在此前的墓葬中常发现有猪的遗迹，这一时期的猪是财富的象征，对农耕先民的生活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它进入生肖也是毋庸置疑的。

人类产生动物崇拜的原因颇为复杂，不同的民族因所处人文地理环境的制约而形成各自的崇拜对象。

即或是同一种动物，在不同民族的信仰中，亦会存在不同的认识、寓意和情感。 但是，所有动物崇拜均有其特定的功利性意识，决非无缘无故的崇奉。

如“牛马年，好种田”，是农耕社会中一则流传甚广的农谚，意思是说牛年和马年，风调雨顺，稼穑可获丰收。

此说的缘由，显然在于牛、马自古以来就是农事生产活动中耕耘、运载的主要畜力工具，是关系春种秋收成败的重大要素。“牛马年，好种田”无疑是农耕文明动物图腾崇拜的遗风，同时也反映了农耕民族渴盼丰收的切实心境，毕竟是“民以食为天”。

生肖文化反映了古代人们对动物图腾的崇拜，是农耕先民寻求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一个契合点，表达了当时人们在顺应自身生存的天地自然环境的理解与认知，包括蒙昧时期的揣度、歪曲性理解与迷信。

2.五行学说影响

动物图腾崇拜，仅仅是生肖文化给予我们比较直观的印象。事实上，它还明确反映着五行学说的影响。如前文提到东汉王充的《论衡》中有关十二生肖的记载，就具有五行学说的深刻印记。

十二生肖是由十二种动物组成，每一种动物分别与十二地支相对应。将生肖动物与我国古老而独特的十二地支相结合，是受当时社会文化条件的影响——普通百姓的文化程度不高，难以用“地支”来记住所生年份，这就促成了人们用熟知的十二种动物与十二地支相配来纪年。

这种方法通俗易懂，简单方便，以至于流传至今，广为人们所用。

表面上看，十二生肖只是古人为了便于纪年，或者说是为了便于记住自己的出生年份而构想出来的十二种对应动物。然而，从其深层含义剖析，远非如此简单，其中的神秘化意味及其所包含的天人感应倾向也是相当明显的。

同样，干支纪年的产生与流传，本来显示的是古人对时间观念(如日月运行、昼夜消长等)认识的程度逐步深化的过程, 但却偏要附上与时间概念本不相干的十二生肖，给时间硬配上形象具体且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十二种动物，这里面应该也蕴涵着某种特定的意义。

此特定意义，在于古人当时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所包含的“天人同类”的思维方式，把十二种动物与人的出生年份对应在一起，使时间具有了与人相类似的灵性。

按古人的思维逻辑，如果把动物与人相对应，而人又与天象是相感应的，那么，十二生肖与代表时间之一的干支纪年也就可以互相感应了。

这种以“人”作为中介，使天象与动物间可以产生沟通或感应的神秘感的逻辑思维，与阴阳五行学说的神秘化倾向并没有本质区别。

要说有区别的话，那也只是范畴的大小方面——阴阳五行学说代表的是古人总体思维定势，而人形生肖俑现象反映地是这种总体思维定势在某一特定领域的具体折射。

也就是说，尽管十二生肖的起源与阴阳五行观念的起源一样，具有原始思维特征，但十二生肖自始至终只是属于一种原始宗教信仰的延伸形式，而阴阳五行说则是从原始崇拜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哲学思维原则和哲学体系。

概言之，十二生肖的哲学基础是阴阳五行学说，它能够在中华民族农耕文明中得以正式确立并流传至今的内在动因，就是受到了来自于阴阳五行学说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刻影响。

3.堪舆思想浸染

堪舆即古代的“风水”之术，是农耕先民在长期生产与生活实践中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居环境学。堪舆之术在汉时已有，晋以后此风大兴。

到了唐代，堪舆术不仅参与墓地的选择和墓区地面建筑的规划，而且还要顾及葬式和随葬明器的安置。

因为对堪舆思想的深信不疑，唐人对墓葬的营造和随葬明器的配置尤为重视，于是丧葬渐趋功利化。再加上唐朝时期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富足，厚葬明器的现象自然不能避免。

人们希望通过随葬明器，既能够保护墓葬，使死者灵魂得到安慰，同时也能够保佑子孙后代平安多福、升官发财。正是由于随葬明器寄托了人们的这种美好希望，所以才催生了唐朝墓葬中十二生肖俑的大量出现。

堪舆术虽然脱胎于古代朴素的鬼神思想，但却更加趋于复杂化、系统化，因为它更加强调现实生活中的人与阴间世界鬼怪之间的交互影响。各类随葬俑的制作与放置，都是古人信仰世界的物化反映。

因此，有学者认为堪舆思想对于随葬俑的影响，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制约力量。按照堪舆思想制作和放置的随葬俑，在反映死者阴间需求的同时，还要照顾到对阳间吉祥的扶正，对于邪恶、凶煞的破除。

面对阴间世界的复杂性，古人一方面力图求得吉利，得到神灵的庇护，使死者灵魂得以早升天界;另一方面，也要对地下的鬼怪加以镇压驱除，所以在墓葬中才会出现“压胜”“辟邪”的内容。

以往的学者们多认为墓葬中的十二生肖俑主要用于“压胜”“辟邪”，这种看法原则上没有问题，但是考虑到墓葬中已经普遍设置有“压胜”“辟邪”的镇墓兽和镇墓俑，成系列存在的十二生肖俑应该具有更为专门的作用。

大多数情况下，墓葬中出土的十二生肖俑均按照顺时针方向排列，并往往和四神图案一起出现，共同构成了墓葬中的“四神十二时”。此举虽有装饰作用，但更重要地还是表示方位和记载岁月，体现了时空循环往复之意。

四神图案表示“四方之神”，目的是“以正四方”。但与四神相比，十二生肖表示的方位更加精确，它在四个大方位的前提下又细分为十二个小方向，每个生肖都是一方标志。

▲十二生肖镜 隋，直径18.2cm，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样，时间上的“十二生肖”与空间上的“四方之神”紧密结合，构成了一道全方位、立体式的防护系统，以确保墓葬的安全，使死者的地下生活能永远安宁、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