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14世纪的伦敦是地狱般的城市?与黑死病有什么关系?

对于欧洲人来讲，他们每一个人都不会忘记14世纪的那一场黑死病。这次大瘟疫所造成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只是几本研究资料就能说清楚的，可以说这场大瘟疫永久的改变了欧洲人的命运。今天小编就以当年英国伦敦的视角来谈一谈欧洲历史山这起大灾难。

源起，卡法城上空的黑色尸体。

在14世纪的时候，世界各地的交流还非常有限，只有少数敢于冒险的商人，才会长途跋涉往来于各地之间。所以，要追溯数百年前一场大瘟疫的源头，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幸好，当时有一位名叫加布里埃莱·德姆西的人，留下了一本名叫《1348年的瘟疫与死亡》的书，为我们找到了一个线索。

我们的主角是远赴东方贸易的意大利商人，1346年的时候，蒙古人围攻他们经常落脚的塔纳城。这些商人只好逃亡到了热那亚人建造的卡法城，这是一座拥有高大城墙的商业性城市。蒙古人的大军来到卡法城之后，就将这里团团包围，开始攻城。

但是，他们的进攻并不顺利，这座位于黑海之滨的富庶城市，让蒙古人短时间内无法攻破。更糟糕的是，流行于部落间的鼠疫，开始在蒙古军中流行。大量的士兵病死，他们那恐怖发黑的尸体，被蒙古人用投石机扔到了卡法城内。

城市中的欧洲商人很快就被感染了——而烈性传染病最可怕的就是，最初的感染者根本意识不到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也许最初的卡法城居民，还会嘲笑城外的蒙古人，穷途末路，只能把自己人的尸体扔进来。除了增加城市清扫的工作量，还有什么用?

很快，所有人都笑不出来了。人们纷纷被感染，死状凄惨。活着的人纷纷乘船逃离，他们以为只要远离卡法城，自己就安全了。实际上，这些人无意间成了“恶魔的帮凶”。

扩散，被邪魔跟随的商船。

黑死病即是鼠疫，在最初的欧洲，人们称呼这场灾难为瘟疫、大死亡等，直到数百年后，研究者才因为这场瘟疫的惨烈，称呼其为“黑死病”。其实，蒙古人对鼠疫并不陌生，他们可能早已经与其作斗争了。

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专门有一章论述了蒙古帝国对疾病平衡状态的颠覆。针对鼠疫，威廉·麦克尼尔写道：“……人类鼠疫源自土拨鼠……在土拨鼠出没的大草原上，游牧民族自有一套习俗以应对感染鼠疫的危险……草原上的人们才降低了感染鼠疫的厄运。”

鼠疫一直都存在，只不过没有大规模的传播。曾经穿梭在欧亚大陆上的商队，需要长途跋涉才能往返各个贸易城市。即便他们染上了鼠疫，也很可能死在漫长的路途中，很难在大城市传播瘟疫。

但是，商船改变了一切。卡法城的意大利商人，带着鼠疫开始四处传播。商船的第一站就是君士坦丁堡，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城市。加布里埃莱·德姆西记载：“船员们好像有邪魔跟着一样，一旦靠岸，便将死亡带给与他们打交道的人。”

紧接着，意大利商人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开始沿水路返回欧洲，比如意大利商业重镇威尼斯。然后，商人们又把瘟疫带到了其他港口城市，再深入内陆，最后席卷整个欧洲。当时的君士坦丁堡皇帝约翰·坎塔库津写道：“疫情当时(1347年)在塞西亚北部流行，接着便穿越海岸，席卷了整个世界。”

黑死病的死亡率极高，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大瘟疫。鉴于当时医生和教士都无计可施，人们只有等死——或者是趁着还没发病逃离，前往其他还未被传染的城市。

劫难，无路可走的欧洲人。

1348年初，感染鼠疫的商船回到了意大利。很快，意大利就沦陷了，此后就是整个欧洲。

其实，那些通过商船四处逃亡的人们，很多都意识到自己感染了鼠疫。但是，强烈的求生欲望让他们心存侥幸，当然也是对鼠疫的强传染性知之甚少，他们决定带着家人和朋友，四处逃窜。

欧洲人最初意识到，埋葬病死之人的尸体，可能会被感染，于是病死之人再也无人埋葬。之后，人们发现接触病死之人的衣物，也有可能被感染。资料记载，当时有四名士兵在热那亚一个空房子中捡到了一床羊毛床罩，当地人都已经病死了。士兵们盖着这床罩睡了一晚，第二天都发病死了……

死亡可怕，恐慌更可怕。当时的欧洲人并不相信医生能帮他们，所以更喜欢找神父。结果，教堂和修道院也开始蔓延瘟疫，没有人能躲过一劫。加布里埃莱记载：“……多明我会虔诚的修士西弗雷多·迪巴尔迪……与修道院的另外二十三名修士一同死去。还有那德才兼备的贝尔托兰·考克斯阿多修士，与另外二十四名修士一同去世……”

对教会的信仰由此开始崩塌，鼠疫蔓延到什么地方，就会迅速让这里遍地死尸。人们只能漫无目的的逃亡，把恐慌带到更多的地方。

当然，人们也在想办法活下去，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薄伽丘写道：“幸存者自保的方法很奇特。尽管自保的方法各式各样，但有一点相同：自私自利，毫无仁慈之心。人们避免接触病人，避免接触病人周围的一切，每个人心中只有自己。”薄伽丘亲眼目睹了鼠疫的惨状，当然也如实记载了人们活下去的方式。“自私自利”的最直白表现，就是远离人群，像薄伽丘《十日谈》中的年轻男女一样，躲在别墅中，终日欢宴，等待瘟疫过去。

当然，还有很多人希望通过祈祷，躲过瘟疫。《企鹅欧洲史》中有一段记载：

无法用词语描述巴塞罗那举行的祈祷和游行，成群悔罪者和拿着十字架的少女走过整座城市，虔诚祈祷。街道上挤满了人，许多人非常热诚，举着蜡烛大喊道：“上帝，怜悯我们吧!”看到这么人聚在一起，看到这么多光着脚的小女孩，谁的心肠都会软下来……

当然，我们知道祈祷游行毫无作用，但是除此之外，就只能“自私自利”的躲起来了。

地狱，无处可逃的伦敦城

从卡法城到君士坦丁堡，然后到意大利，然后西班牙、奥地利、匈牙利……瘟疫的传播越来越混乱，谁也无法确切说明，到底是哪里的难民感染了自己的城市。1348年底，从英格兰沿海城市蔓延的瘟疫，终于来到了伦敦城。

14世纪的伦敦是一座大城市，但完全不具备抵御传染病的能力，某种意义上说，这里是瘟疫“喜欢”的地方。当时伦敦的大多数街道都狭窄肮脏，房子拥挤在一起，低矮且无法通风。而且，整个城市也没有下水道，出门就是垃圾堆。

至于到底糟糕成什么样子，之后第二场大瘟疫袭来之时，爱德华三世给市长的谕令，能说明很多问题：“宰杀牲畜后，腐臭之兽血充满大街，内脏抛进了泰晤士河中。伦敦的空气腐臭污浊，易生疫病。如此肮脏污秽的行为，无休无止……”

如果想感受一下这种画面，现代的观众可以看一下2006年上映的电影《香水》，其中男主角出生的巴黎鱼市场，应该比较接近14世纪伦敦街道的情况。

这样的城市，对鼠疫毫无抵抗力。1349年的伦敦，如地狱一般，具体的死亡人数已经无法考证。如题记中所引述的内容，有些学者认为记录者显然夸大了死亡人数，整个伦敦在当年也不一定死了五万人。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死亡人数远远不止五万人……因为无法具体统计，我们也不再考证，找一些更加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吧。

前面也提到，对于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教士就是他们最后的精神支柱。但是，伦敦修道院保留下来的资料显示，1349年的教士们，大多数没有逃脱厄运。

比如到了1349年5月，威斯敏斯特的圣雅各修道院医院，院长、所有的教友和修女都死了，只有一个人侥幸生存了下来。离伦敦不远的圣奥尔本斯修道院，修士们也一天天死去，“在当时众多的死亡者中，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附属小修道院有四十七名修士去世”。伦敦主教区的大量职位空缺，上帝也没能拯救修士们的性命。

绝望，灾难不仅仅是死亡。

人类社会一直都很脆弱，尤其是大城市。瘟疫所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是死亡这么简单，它对整个经济的打击更加严重。

原牛津大学教授索罗尔德·罗杰斯曾表示：“瘟疫给赫特福德庄园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足足用了三十年时间才挽回瘟疫造成的人口死亡、租的搁置等损失。”当然不仅是赫特福德庄园，伦敦也是，英国也是。

因为瘟疫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伦敦的各个行业都备受打击，短时间内难以恢复。而伦敦周边的庄园，则因为缺少劳动力，大片大片的荒芜了。如当时的文件《死后调查书》记载，白金汉郡的斯莱登庄园，受瘟疫的影响，磨坊主都死了，再也没有佃农来磨玉米了。庄园的另外一处地方，“所有的佃农除了一个活下来外，其他的都死了……”

活下来的农民数量稀少，导致土地无人耕种，庄园主收入剧减，贵族领主的没落由此开始了。

伦敦城的情况也很糟糕，罗切斯特主教区的教士威廉·迪恩记载：“有那么一段时间，各行各业人手都缺得厉害，英格兰有三分之一的土地都撂荒了。劳工十分叛逆，即使国王、法律或法院也约束不了他们，大部分人变得越来越堕落、邪恶。”

中世纪大多数欧洲城市和伦敦一样，都是依靠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才得以发展的。瘟疫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对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打击，短时间内难以恢复。不过，这也逼迫新兴资产阶级行动起来，更加主动的高价雇佣劳动力，恢复生产。也正是因为如此，庄园制经济逐渐瓦解，资产阶级在困境中崛起了。

1349年的伦敦，仅仅是欧洲众多大城市的缩影。而黑死病带来的深远影响，一两篇文章也无法说清楚。但是我们要明白，人类面对灾难，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取得胜利，才能继续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