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称帝算不算唐朝的一部分?

如今我们看唐朝，肯定是把武则天时期给纳入唐朝的一部分，不过当时唐朝人又是如何看待这一特殊时期的呢?武则天是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这在男尊女卑的古代显得很不真实，当时朝廷百官已经没办法阻止武则天登基，所以只能在继承人方面尽全力维护李家血脉，不能让大唐的根基断了。在民间肯定也是存在很多不同的说法，武则天在位前期还施行了不少良政，但到了后期便开始滋生弊政，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众所周知，武则天的人生轨迹历经数个关键时间节点。从公元638年入宫、公元649年出家感业寺，到公元655年升为皇后、公元674年位进天后，再到公元683年临朝称制、公元690年首度称帝……可以说，每一个时间节点都对武则天时代的到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那么，武则天时代到来和结束的具体时间又是什么时候呢?武则天时代的时间范围又该如何界定呢?对此，历代学者均有不同论述，但很少有人关注唐朝人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也就是说，在唐朝人的记忆里，有没有武则天时代呢?如果有，起点和终点该如何界定呢?

武则天时代到来的具体时间是何时?又是什么事件决定了这种分期?唐代本朝人众说纷纭，观点不一，并未得出一致结论。通过整理相关文献，大致来看，按武则天时代的始点先后出现时间分类，大致可以分为武皇后朝、武太后朝、武皇帝朝三个时段。具体对应时间来说，即分别为公元649-683年、公元683-690年、公元690-705年。

其一，认为武则天时代的始点在武皇后朝，即在公元649-683年就已经到来，代表人物主要有刘肃、李冗等人。他们认为，高宗在位期间经常风疹头痛，体弱多病的身体情况刺激了武则天的政治野心，也为武则天参政预政提供了合理依据。整个高宗年间，武则天的政治权力逐步提升，个人地位迅速爬升，上元年间“二圣”称号即是明证。种种迹象均表明，高宗在位时期，武则天时代就己经到来。

刘肃认为，唐高宗麟德年间上官仪事件的爆发，是武则天时代到来的最终标志，此后“政归武后，天子拱手而己，竟移龟鼎焉”。这一观点与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一书记载内容观点基本一致。二人都认为上官仪事件是唐高宗与武则天政治权力分配的分水岭，也是武则天时代到来的始点。

李冗《独异志》卷上记载：“唐天后朝处士孙思邈，居于嵩山修道。时大旱，有教，选洛阳德行僧徒数千百人于天宫寺讲人王经以祈雨……则天发使嵩阳，召思邈内殿飞章。其夕，天雨大降。”

值得注意的是，李冗在天后朝称谓词前面加以“唐”词，暗含之意即将武则天时代直接纳入大唐王朝的历史范畴之中，并未给予武氏政权特殊的历史地位，类似的记载内容还有很多。

作者旨在淡化武则天政权的政治影响和行政痕迹，并将其统一归并到整个大唐王朝的历史进程中，以示大唐王朝政治生命的延续性和正统性。唐代本朝人对大唐政权强烈的国家认同流于纸上，相对应的则是传统社会中女主当政的排斥与否定。

新时期考古发现的大量唐代墓志碑刻材料，也为我们揭开武则天时代始终节点的历史谜底提供了丰富翔实的一手资料。其中，碑志《大唐故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并序》就为我们描述了当时宫廷内部真实的政治权力分配情况。通过对碑志材料的解读与把握，我们会更加清楚地明确武则天时代到来的始点。

通过碑志材料与《新唐书》记载内容对比发现，临川公主死于永淳年间，当时正是唐高宗时期，武后尚未建立新生政权。按常理说，碑志内容应当多叙述唐高宗本人事迹，而不是身为皇后的武则天事迹。然而，反常的是，碑志材料中极少提及唐高宗，而多为武则天的事迹记载，且不吝笔色，洋洋洒洒，大加赞赏。由此，可以推知，当在高宗永淳年间以前，唐高宗的政治威势就己名存实亡，武后已执掌大权，成为实际的朝政控制者。

其二，认为武则天时代的始点最晚在武太后时，即不晚于公元683年一690年，也就是说早于唐高宗去世至大周建立期间的七年时间。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较多，不过都只是说明该时间段内发生的事情，并未明确指出武则天时代的始点恰在该时段。主要代表代表人物有封演、张鷟、刘餗等人，他们撰写的一系列小说、笔记等传统文本文献，记录了这段飘摇动荡时期的过往历史。

他们的记载，大都将武则天本人相关称谓加于年号之前，而不是直呼唐高宗相关称谓及其年号，这足可以说明作者文中所描述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武则天时代，而不是唐高宗时代。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可以确定，武则天时代的始点当不晚于垂拱末年。

上述作者均认为，武则天时代的时间范围并不等于大周政权的存在时间，而是有其更加广泛和丰富的时间界限和文化内涵。在他们看来，自弘道元年唐高宗去世后，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临朝听政，从此把握朝廷政权，一切政从己出，武则天时代就已经到来了。虽然并未建立一种表面意义上的政权存在形式，但这是一种实际意义的政治权力存在方式。

近年来出土的唐代墓志材料也为我们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更为细致、具体的内容。例如，垂拱年间的一方墓志就予以了有力的支持。碑志材料中指出，死者本姓徐氏，后因“皇运肇兴”，又大力辅佐武后执政，而“赐以国姓”，最终得以“编贯帝乡”，能够获此殊荣，实乃万幸。文中多次使用“皇运”、“圣母神皇”、“帝乡”等描述帝王的词语。根据两《唐书》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垂拱年间武则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自己统治，其中就包括加尊号等行动，足见垂拱年间武则天已经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大唐政权早已名存实亡，武则天时代己经到来。

其三，认为武则天时代到来的始点是大周政权的建立，即天授革命爆发，武则天由皇太后身份一跃而为国家皇帝。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人数最多，毕竟对他们来说，新政权的建立，旧政权的覆灭，才是真正意义上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到来。各家观点众多，论述不一，不胜枚举。

杜佑《通典》卷五十一记载：“昔武氏篡国十五余年，孝和挺剑龙飞，再兴唐作。反正朔服色，咸依贞观故事，此即有大功于天下也。”依杜佑的观点来看，武则天时代的时间范围当在天授元年至神龙元年，即大周政权存在的时间范围，共计十五余年。不过，杜佑并未明确指出武则天时代具体的始点和终点，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模糊的长时段。

那么，武则天时代结束的终点是什么时候呢?其终点到来的标志性事件又是什么呢?是神龙政变?是中宗复国?抑或是武后去世?还是先天政变?关于武则天时代结束的具体时间，历来说法不一，观点众多。

其中，一方撰于神龙年间的墓志材料为我们破解疑惑提供了重要线索。据《大周上柱国怀州河内县景福府校尉李修己墓志铭并序》记载：“君讳修己，字玄方，怀州河内人也……以大唐神龙元年九月四日，以疾，终于私第。”

然而，十分矛盾的是，该墓碑的盖文为《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而志文却为《大周上柱国怀州河内县景福府校尉李修己墓志铭并序》，碑志内容的记载日期为“大唐神龙元年九月四日”。根据碑志材料所记载的时间可以推断，神龙元年九月正是中宗复国后的大唐政权时期，中宗复国意味着大周政权的覆灭，其历史意义远大于武则天的去世。

另外，唐代敦煌文献也有相关记载。《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指出，“则天至景龙元年十一月，又使内侍将军薛间至潜溪能禅师所”。根据唐代历史年号的顺序推演，我们可以判定景龙元年为唐中宗年号，即公元707年，当时正处于唐中宗时代，武则天已经于神龙元年十一月去世，那么又何来“宣口敕”之理呢?

细而推知，主要原因应为西部边陲敦煌、西州等地远离首都长安，官方敕书未能及时送达，故仍用武则天本人旧名。如此看来，囿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在国家部分地区，尤其是帝国边疆等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域，武则天时代结束的终点也会出现下延的情况。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武则天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地位极为特殊的女皇帝，她建立了具有自身政治符号的大周政权，成为了当时最有权势的女人。在权倾一时、独霸一方的政治光环下，我们所不知的是，武则天内心隐藏着十分强烈的负罪意识。这种负罪意识，主要来源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君权世袭的男尊女卑的思想。

虽然唐朝有着开放豁达、兼容并蓄的社会风尚，不过中国传统社会中君权世袭、男尊女卑的固有思想依然存在，社会影响十分广泛。通过考察武则天的政治轨迹，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其内心深处强烈的负罪意识，也可以分析其对政治时代始终节点的认识与判断。

从永徽六年立为皇后参预政事，到神龙元年政变退位去世，纵观武则天的政治生涯，都是在这种强烈的负罪意识的笼罩下度过的。弘道元年高宗病逝，遗诏指出立李显为皇帝，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处分。虽然李显是大唐皇帝，不过权微言轻，不能左右朝政，国家的实际政权却牢牢把握在武则天手中。

此后，大唐政治中心和实际都城便由西北长安转移到中原洛阳。至于为什么选择长留洛阳，而不定都长安，学术界有诸多探讨，观点不一。其中，马良怀先生的论述证据充分，推理有力，参考价值很高。作者认为，西京长安一直是大唐政权的政治中心，也是高祖、太宗、高宗等先帝的祭祀社翟之地。这一切对于企图谋位夺权的武则天来说，都是一种无言而沉重的精神压力，在它们的面前，武则天深感自己是个罪人。所以，她没有勇气去面对它们，只好远远地避开长安。唯有如此，武则天的负罪感才能得到缓释，精神上的压力才有可能减轻，她也才有勇气去实行武周革命，篡夺李氏的大唐江山。

此后，武则天又不断变易年号，从高宗去世至神龙政变，共达十八个年号。通过不断的变换年号，进而缓解自己内心的负罪感。经过佛经、祥瑞等一系列手段的大肆宣传，武则天决定彻底抛弃李唐政权，建立属于自己的新政权。于是，“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大赦天下……乙酉，加尊号曰圣神皇帝，降皇帝为皇嗣。丙戌，初立武氏七庙于神都。”

即使整个大周期间，武则天也不断借助佛教的力量来实现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同时又不断给自己加上“圣神皇帝”、“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等称号。武则天旨在通过不断改变年号和加封称号来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获得更多的心理安慰，从而降低自己内心的负罪感。

晚年的武则天负罪意识更为强烈，在选择皇嗣继承人的问题上，听取大臣狄仁杰的意见，将庐陵王李显从边远的房州接回神都洛阳，并立为皇太子，正式开始了向李唐王朝的回归。圣历三年五月癸丑，武则天改年号为“久视”，罢“天册金轮大圣”称号，赐五日，大赦天下，复旧正朔。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改正朔的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国家政权交替的重要标志。可以说，圣历三年的一系列政治活动是武则天心理动态的重要体现，也是武则天向李唐王朝回归的重要转折点。

第二年，武则天将政治中心从神都洛阳迁回古都长安，并改年号为“长安”，标志着武则天内心向李唐政权的彻底回归。随后，长安二年，武则天下大赦令，清理来俊臣等一批酷吏造成的冤假错案。

神龙元年十二月壬寅，武则天崩于上阳宫，享年八十二岁。“遗制：‘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王、萧二族及褚遂良、韩瑗亲属皆赦之’”。武则天赦免王皇后、萧淑妃二族及褚遂良、韩瑗等大臣的罪名，主要是自身内心负罪感的强烈影响。去帝号，赦罪臣，是武则天内心彻底回归李唐政权的最后一步，也是实现与高宗合葬乾陵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