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为什么会发生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一个现代化的词语，用来形容经济上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对于社会的危害其实还是很大的，如果不采取一些手段的话，最终会造成经济的崩溃。而这种事情，其实在中国古代也是有的，而且还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很多人在探讨，为什么元朝最终会灭亡，其实通货膨胀就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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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年)，当蒙古军攻占南宋首都临安(杭州)时，忽必烈明白，已经成立五年的大元帝国(1271年成立)，终于可以挺过第一次通胀危机了。

作为一部不断扩张的军事机器，蒙古帝国同时也是人类史上一个早熟的纸币帝国，就在成吉思汗生命的最后一年，1227年，蒙古帝国在学习宋朝和金朝的基础上，开始发行了一种名为“会子”的纸币。

就在攻占南宋的这一年(1276年)，蒙古帝国的纸币发行也已经走到了第49个年头，此时，由于没有什么经济基础，几乎完全是靠着对外扩张和野蛮掠夺，来支持滥发纸币、扩张军费的蒙古帝国，已经危机隐现。

如果不能征服南宋，忽必烈明白，大元和整个蒙古帝国的日子将难以持续。

与其他中华帝国更多是以金、银、铜等金属货币，作为国家主流通行货币不同，蒙古帝国和元朝却是自始至终，都以纸币作为国家的主流通行货币，并只有在后期才少量发行了部分铜钱，作为辅助货币进行流通。

尽管在1234年就已灭掉了在中国北方的金朝，但蒙古帝国征服南宋的战争却花了四十多年，而金朝在灭亡前也是由于滥发纸币、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的亡国教训，对蒙古人也是一种近在眼前的提醒，他们明白，灭宋战争再拖延下去，依靠滥发纸币来支撑战争的蒙古帝国，迟早也会被拖垮，所以，他们迫切渴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此前，忽必烈在上位第一年的中统元年(1260年)，大元境内的纸币发行量为7.34万绽，然而为了支撑持续的灭宋战争，到南宋被灭亡前，大元境内的纸币发行量已经急剧提升到了141.9万绽，在中国北方的原来金朝统治区，此前由于金朝统治者滥发纸币，人民生活原本就已困苦不堪，而忽必烈继续滥发纸币的行为，更是将大元的扩张战争有拖向深渊的走向。

所以，当1276年，南宋太皇太后谢道清决定带着5岁的宋恭帝投降时，听到消息的忽必烈难免狂喜怒放，因为他明白，富庶的南宋帝国，将足以拯救由于滥发纸币、已经陷入通胀危机的大元帝国。

在13世纪，南宋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庶的帝国，这个8000多万人口的南宋帝国此后带来的赋税，和首都临安的大量金银财物储备，让疯狂掠夺、满载而归的大元帝国赚得盆满钵满，从而挺过了由于货币超发引发的第一次大规模通货膨胀。

历史记载，当1276年南宋皇室和全部府库财宝，被押送出临安城前往北方时，临安人亲眼目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却不罢市，照常经商。

在老百姓看来，王朝更替好像跟他们关系不大。

但持续疯狂印钞的蒙古人逐渐会让他们明白，这事儿，其实关系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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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让13世纪的欧亚人民为之震撼、战栗的帝国，蒙古帝国在忽必烈时期，开始分裂成为中国元朝、金帐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等四大独立系统，而作为一个扩张性的帝国，元朝在97年的历史中(1271-1368年)，有75年是在扩张战争中度过，堪称一个不折不扣的“战争机器”。

在1276年灭亡南宋后，元朝又历时三年，最终在1279年的崖山之战中，彻底消灭了南宋的残余抵抗势力。随后，元朝又继续对外扩张，但在出征日本、越南、缅甸和爪哇等诸国的战争中，元朝却屡遭失利。

对于蒙古人来说，高强度的扩张战争所产生的巨额军费，是依靠滥发纸币来维持的，而一旦无法顺利征服战争指向国，和获得巨额战利品来抵销军费，那么这种滥发纸币引发的财政危机，也势必将反噬帝国的经济。

此前，蒙古帝国之所以能顺利地接连消灭西辽、西夏、花剌子模和金朝等国家，是因为蒙古帝国的铁蹄都所向披靡，这使得他们在不断的扩张战争中，得以通过对战败国的残酷掠夺，从而不断平衡掉滥发的纸币和巨额的财政赤字。

但一旦扩张战争无法取胜，那么依靠滥发纸币来支持国家运转的扩张型财政，也势必将无法持续。

因此，与其他帝国在大规模战争后推行“休养生息”不同，通过战争和掠夺来不断反哺帝国的大元，始终存在着巨额军费问题，仅仅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在北征叛乱和南下进攻缅甸蒲甘王朝的战争中，大元帝国这一年的军费开支就高达至少50万绽之多，而这，相当于唐朝最为盛世的天宝年间全国年税收的整整10倍之多。

由于平定南宋后的其他扩张战争多数进展不利，这就使得依靠“滥发纸币支持战争，通过战争掠夺来平衡财政赤字”的大元帝国，它的战争逻辑已经进展不下去了，在此情况下，从忽必烈后期开始，元朝的通货膨胀问题，开始愈演愈烈。

在元朝成立初期，元朝政府还注意控制纸币的发行数量，但随着扩张战争的不断进行，到了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九年(1282年)，王恽就在谈论元朝的钞法时指出，元朝当时的物价在彻底征服南宋后仅仅三年，物价就已经上涨了10倍之多。

尽管国家从成立初期，就面临着巨大的财政亏空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来自草原的元朝统治者并不以为然，这个直接从游牧文明进入农耕文明，和从奴隶经济一下子跨越到封建经济的草原帝国，却希望建立起一套一直到工业文明时代才通行全球的货币经济，通过滥发纸币，元朝统治者们以为，任何财政问题，都不是什么难事。

到了忽必烈的孙子元成宗铁穆耳执政时期(1295-1307年)，元朝国库残存的少得可怜的93.7万两白银，这些本来是要用作纸币发行准备金的元朝压仓宝，也被忽必烈的孙子拿来挥霍掉了。

在征服南宋以后，由于其他扩张战争频频受挫，这就使得严重依靠战争掠夺的元朝财政收支持续入不敷出，尽管如此，统治者骄奢浪费的毛病却始终改不掉：当时，仅仅元文宗(1304-1332)在元大都(北京)皇宫中所豢养的狮子老鹰等珍禽异兽，一年吃掉的肉就要花费1万多绽纸币，而当时元朝国库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才300多万绽。

元朝天历二年(1329年)，当时元廷赏赐宫中卫士13000人每人4000贯纸币，共计5200万贯，仅仅这一次赏赐，就相当于宋朝初年全国三年的财政开支。

在这种严重的挥霍浪费中，面对巨额财政窟窿早已无法兜底的元朝政府，只好通过疯狂印钞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而早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的至元年间(1264-1294年)，元朝财政开支的90%以上，就必须要依靠滥发纸币来支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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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历代王朝覆灭，都与财政危机有着密切关系，但与此前的其他朝代相比，元朝的财政危机非常特殊。

此前，历代中华帝国的财政收入，无论是汉唐还是两宋，来源主体都是农业税和人头税，并且以征收实物为主。但与此迥然不同的是，作为游牧部落出身的元朝，从来没有重视过农业税，元朝自始至终的财政收入，都是以货币形式的商业税为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依靠盐税。

当时，元朝依靠国家垄断盐业经营，最高时可以获得每年760万绽的纸钞收入，而盐税收入，也占到了元朝财政收入的大约80%。

为了保证收入，元朝出台了“食盐法”，即按照居民人口数(或户数)强制分摊盐额，并按额征收盐税。

盐是必需品，但盐价却节节高涨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对此史书记载说，当时陕西地区虽然连年丰收，但是老百姓“粜终岁之粮，不酬一引(盐)之价。缓则输息而借贷，急则典鬻妻子。”

即使是在连续丰收的年份，面对元朝强迫性的高额盐税，老百姓都只能被迫去借高利贷，有的甚至只能通过贩卖妻儿子女，来缴纳国家盐税以满足朝廷征缴。

不仅是盐价高企，到了元朝末年，由于滥发纸币导致巨额通货膨胀，当时米价相比元朝刚刚征服南宋初期，更是上涨了六、七万倍之多，由于纸币严重贬值，当时民间交易买个小东西，也必须用车子载着一堆纸币去买。

货币贬值到了这个地步，人民已经无法生活，纸币也基本失去了流通功能，在此情况下，元朝纸币也基本成了一堆废纸，老百姓被迫回到原始经济社会，进入实物交易状态。

当时，由于元朝国家发行的纸币已经完全失去信誉，民间很多商铺甚至被迫用竹签等工具自己发行代用货币，以进行简单的邻里交易，在这种状况下，整个元朝社会的商品生产也日渐萎缩，最终，整个元朝的纸币制度在运行九十多年后，逐渐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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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当一种货币贬值混乱，元朝就会发行另外一种新货币来取而代之，元朝在其97年历史中，共发行了中统钞、至元钞、至大钞、至正钞等四种货币，结果就是货币越发越乱，币值越来越低。

面对纸币贬值成为废纸的局面，元朝政府除了继续强迫人民使用纸币外，税负也大幅提高了二十多倍以满足财政开支。

至此，元朝财政已经进入了一个死局，就是滥发纸币导致严重通胀，严重通胀又迫使朝廷继续滥发纸币，这种无法解套的死循环，最终将元朝子民逼上了绝路。

在严重通胀的情况下，当时元朝境内的百姓即使是在丰收时节都难以过活，更遑论遇上天灾的背景，到了元朝末年，持续不断的洪水、旱灾、饥荒接连袭来，以致人民大量死亡和逃亡迁徙，已经到了“朝不保夕，暮不敢保晨”的地步。

在此情况下，私盐贩子率先揭竿而起。

历朝历代，盐业动乱，向来是政.权.动.荡的一大导火索，例如唐朝末年的黄巢就是私盐贩子出身，到了元朝末年，由于政府强迫性的盐价剧烈飙涨，价格较低的私盐和私盐贩子开始趁机崛起，而在反抗元朝政.府的过程中，私盐贩子出身的方国珍、张士诚成了此中的代表人物。

从唐朝后期开始，为了接近作为财赋中心的江南，中国的首都从长安一路东移到洛阳、开封，然后随着南宋南迁到临安(杭州)，元朝建立后，帝国首都又搬迁到了大都(北京)，为了解决首都庞大人口的物资供应问题，元朝政府只能依靠京杭大运河和海运来解决北方的物资供应问题。

但由于滥发纸币、物价飙涨，而元朝政府支付的海运运费根本无法覆盖成本，“物价愈翔，不敷其用”。在此情况下，至正八年(1348年)，在浙江东部的私盐贩子方国珍带头下，海运工人也一哄而起，跟随着方国珍的势力一起抢劫元朝的海运物资。

由于海运被切断，大元帝国的生命线也岌岌可危，元朝不得已，只好招降方国珍，但方国珍则反复无常，一会儿降，一会儿叛，致使元朝的海上运输生命线时断时续，最终彻底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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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祸最怕叠加天灾，到了元顺帝十一年(1351年)，黄河在开封一带决堤，夺淮入海，并且切断了大元帝国除了海运外，另外一条最重要的生命线——京杭大运河，至此，已经几乎完全无法接收南方财赋的大元帝国，已经进入了濒死状态。

为了打通帝国的生命线，元朝宰相脱脱于是命令水利学家贾鲁为总指挥，并强行征发河南、山东、河北、江苏、安徽等十三路军民共计17万人治理黄河，最终在五个月时间内，通过开凿280里新河道，使黄河得以重新舍弃淮河入海。

尽管贾鲁成功治理黄河，但是由于此次治河工程工期紧、人数众，且元朝政府只能继续滥发纸币来支付工资，这就使得聚集起来的17万军民，逐渐酝酿成了动.乱的导火索。

就在治河工程进行时，信奉白莲教的韩山童和刘福通一起，到处散播“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同时在河道中埋设一石人，背刻“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字样，等到石人被挖出后，韩山童和刘福通随即趁着人心浮动，在河南颍州发动起义。

自此，由韩山童和刘福通等人领导的红巾军在北方大规模兴起，而大元帝国的两条生命线：海运和京杭大运河，也在方国珍和红巾军的不断攻击骚扰下，最终濒于崩溃。

此时，大元帝国也已烽烟四起，就在红巾军在北方起义的第二年，1352年，徐寿辉、郭子兴、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也在方国珍之后，在南方相继割据称雄，而大元帝国名为货币改革的滥发纸币行为，则加速了这些起义的崛起。

对此，元朝末年的民谣是这样传唱的：“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而追究元朝末年变乱的根源，元朝多次“变钞”和滥发纸币、掠夺民间财富的行为，无疑是开启动荡局面的重中之重。

这个人类史上早产的纸钞帝国，最终随着朱元璋陆续平定天下和1368年明朝的建立而濒于灭亡，1368年同年，明将徐达率军攻破北京，随后，元顺帝带着元廷的残余势力仓皇北逃，临走前他对臣子们说：“我岂能再做宋徽宗和宋钦宗!”(今日岂可复作徽、钦!)

此后，元廷退居漠北，史称北元。到1402年，元臣鬼力赤篡夺政权建立鞑靼，北元至此灭亡。

而追究这场元朝末年的天下之变，大元帝国的战争逻辑，和由纸币滥发引发的通货膨胀与人心尽丧，无疑是大元帝国覆灭的直接原因，对此，元顺帝在仓惶北逃南顾的时候，又不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