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是汉武帝重臣,为什么汉武帝和他闹翻?

汉武帝的成就也不是他自己一个人能做到的，身为皇帝自然是有不少重臣，而在这些臣子中桑弘羊是是汉武帝的财务官，财务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说是一切的基础，正是因为文景之治积累了很多的财富，汉武帝才能有钱去打仗。桑弘羊管理财务，又是汉武帝的宠臣，为什么后来汉武帝会和他闹翻呢?

话说汉武帝的统一铸币，基本上也是出自桑弘羊这个古代第一牛的经济人及心算高手之大手笔。如果说盐铁、平准、均输是桑弘羊整顿和改革财政经济的三大支柱的话，那么作为经济重要支柱的金融业管理机制的完善，桑弘羊可以说是古代第一人。

面对西汉初期比较混乱的金融市场和秩序，是桑弘羊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首先提出整顿统一货币的构想，很想弄钱花的汉武帝当然也很乐意采纳桑弘羊的意见。从此，中央统一铸币，那就是由中央政府指定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分属的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鼓铸、刻范和原料，郡国铸钱的权利被取消，以前的旧钱一律作废、销毁，把铸钱用的铜集中上送，此后统一以上林三官铸的五铢钱指定为全国唯一通用的正式货币。

而桑弘羊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主导了此次的相当大胆的金融改革。有史评家认为：“这次币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政府的一次创举，它最终将汉朝的币制稳定下来，使汉朝的五铢钱成为质量稳定的钱币，一直流通至隋朝七百余年而通行不废。”一种通用了七百余年长盛不衰的稳定货币，是得益于桑弘羊的经济思想和大力倡导，你不说他是经济界的巨人都没人信了，难怪非常自负的王安石都对桑弘羊佩服得五体投地，封为偶像，在自己主导的世纪经济大改革上还不忘“抄袭”一下桑弘羊的经济思想，果然也是事出有因。

因此，很多经济学人都认为桑弘羊这次币制改革是相当成功的，不仅稳定了市场，驱逐了“劣币”，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皇权经济实力还因垄断而大大增强，为巩固封建集权统治准备了十分雄厚的经济基础。由于统一铸币，铸造技术和标准大大提高，再加上原材料统一管制，还大大提高了假币盗铸的门槛和成本，昂贵的代价让盗铸者望而却步，因此也很大程度地稳定了新货币的流通，以至于达几百年之久，桑弘羊这个经济巨匠功不可没。

所以，正因为劳苦功高，后来感觉良好的桑弘羊不免有点沾沾自喜，甚至于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以至于连堪称当时第一经济牛人的他，都不能很好地预见汉武帝晚年经济思想的明显转变，这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说是十分悲哀的事情。

更加悲哀的是，他居然在政治上又因利欲熏心而经常找不着北，最后竟然斗胆和权倾朝野的霍去病宝贝弟弟、“摄政王”霍光面对面硬碰硬，这是一种性格悲剧，人心不足蛇吞象的结果，便由此埋下一家被杀的祸根，此是后话。

而汉武帝晚年经济思想的转变，是因为当时穷兵黩武所造成的民不聊生，国内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而引起并促成，因为再不转变，便有亡国之虞，可见当时汉武帝的严重经济垄断对社会秩序和管治所造成的巨大冲击。

当然，铁血皇帝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他保住刘姓江山的终极考量，不然钱收得那么爽，谁会愿意在自己身上割肉?那肯定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啊。

因为作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汉武帝经济改革的根本目的,也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持和稳定封建地主阶级的集权统治,改革中很多政策明显不利于民间,告缗令使得“中家以上大抵破”，均输平准令又是“贾贵，或强令民买卖”，强买强卖的结果当然是令老百姓苦不堪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发生影响政局稳定的农民起义当然便不可避免。

所以，为了大汉江山万万年计，汉武帝晚年对这段时间为了摆脱财政困境进行的急进经济改革，进行了一番比较清醒的反思，然后有的放矢地进行一番“经济纠偏”。

史载，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他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罪己诏”(当然有的说第一个“罪己”的是汉文帝)，也就是著名的《轮台罪己诏》: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矣。”这诏上都承认自己的政策如狼似虎有点苛暴，要制止苛捐杂税，让老百姓大养其马，即可免除徭役，总之是痛痛快快地承认了自己的施政错误，即使是常人都算是一条汉子，何况他是九五之尊。从这一点上来说，汉武帝不失为一代英主，很多史学家都有这样的观感。

所以，在进行一番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后，汉武帝便重新检讨了经济政策，有意恢复先辈管理经济的宽松政策，还任命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同时下令赵过推行“代田法”，恢复生产。这一政策转变还比较及时，从而很好地缓和了阶级矛盾和社会紧张形势,并为此后的“昭宣中兴”打下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可谓是明智的抉择，还玉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达130年的盛世，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到昭宣中兴，善莫大焉。

而这边厢，作为汉武帝的主要经济官员的古代第一牛经济学家桑弘羊，却没有对主子的思想转变保持敏锐的观察，居然没有认识到这一转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或者说已经利令智昏的桑弘羊假装没有看到)。

面对最高当权者内外政策的改变，那就是对内恢复休养生息，对外转攻为守，桑弘羊却还奉行以前的那一套积极财政政策，这样的积极进取态势还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因为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他还伙同其他大臣上奏汉武帝，建议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目的就是保持对匈奴的进攻态势。

就这样，原本合作甚欢的君臣便有了裂缝，汉武帝甚至于强硬地驳回了桑弘羊等人的屯田奏请，脸都撕破了，从此不再事事听他的，让桑弘羊很没面子，从此他们之间便不再有那种如鱼得水、亲密无间的君臣合作，直到汉武帝死去。

对此，很多经济观察家都猜不透“经济天才”桑弘羊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颇有一种“顶风作案”的况味，如果只是为了保持自己创立的经济制度的连续性的话，这个政治冒险代价也太大了。

当时，桑弘羊认为轮台一带是军事要冲，是打击匈奴的必争之地，在那里屯田开荒，既可丰衣足食，又可成为对匈奴作战的前线阵地，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这就抵触了汉武帝既有的“弃轮台之地”的构想，尽管桑弘羊的屯田建议不无历史穿透力。而且从长远来看，还真是征服匈奴的“灵丹妙药”。因为从后来的几任皇帝的施政方针来说，基本上都是采用桑弘羊的这一政策。不仅汉昭帝时在轮台屯田，而且到了宣帝、元帝的时候，还是如此操作，效果挺好的。所以，如果跳出了汉武帝当时还算是很及时有效的经济调整政策，单从历史的发展眼光来看，桑弘羊的“舍命坚守”也是获得了很多历史分的，只不过汉武帝考虑的是更重要的国家内部的安全问题(桑弘羊考虑得更多的是外部问题)，不然任由农民起义冲击，像秦末乱世一样，保不准汉朝立亡，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因为思考角度和层次不同，于是君臣之间的纷争就不可避免了。

基于以上理由，桑弘羊被自己曾经的恩主“秋扇见弃”也是情有可原，思想上的差距，便是离间这对曾经合作无间的君臣的“罪魁祸首”。

事实上，在汉武帝下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之后，就雷厉风行地要改变内外政策。汉武帝甚至点名批评了桑弘羊的建议是故意给百姓增加负担，对百姓有百害而无一利，算是公开翻脸。而为了国家长治久安，目前压倒一切的就是不再扰民，让老百姓好好休养生息，大养其马，免除徭役。百姓富了，国家才能富起来，所以才特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干的就是富国强民的事。

于是由政策施行的相左，汉武帝和桑弘羊便像两股道上用力的快车，越走越远，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好在当时已经是汉武这位铁血皇帝生命的最后岁月，不然的话曾经十分受宠的桑弘羊是不是被无情打击也未可知。反正桑弘羊这样做，失宠是题中应有之义。

而且在他很受宠幸、如日中天的时候，也曾经有过被降职“炖冬菇”的失意时刻，官场从来都是高风险的，尤其是在那种“伴君如伴虎”的时代，有时候怎样死都不知道，高官更是一种高危险性职业，一夜之间可能会失去一切，包括生命的尊严，正所谓现代人所说“12年的经营经不住12秒的折腾”。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得太快，呜呼哀哉!

桑弘羊之所以被降职，据称是因为亲属的牵连，让他从威风八面的最高财爷位上跌下来，从大司农被降为搜粟都尉。因为按照大汉律例，“子弟犯法，父兄要连坐。”管你是不是大汉的财神爷，撸你没商量。

而关于桑弘羊家谁犯的罪株连到他，史无明确记载，语焉不详，且这个案件相当复杂，牵涉面很广，甚至于其中卫皇后的昆弟(兄弟)子赫然在列。桑弘羊家摊上的这件大事，大约发生在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由于桑弘羊昆弟子(也就是兄弟的儿子)和卫青的儿子因为犯了法，同被西汉著名酷吏执金吾(负责京师的治安)杜周所逮捕。皇帝还认为杜周“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

虽然不知这两个著名家族的子弟犯了什么法，不过从当时的办案层面来说，肯定是惊动了汉武帝，而且亲自督办了此案，应该是非法重视的大案要案。且从杜周的火箭式升官来说，说明案子破了之后皇帝的满意程度。虽然史书不明说，或为尊者讳，却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这班显贵子弟犯的绝对不是一般的法。不然的话，以卫皇后和桑弘羊当时的能量，也绝对是能较轻易地摆平的，如果不是皇帝亲自督办的重案，这班纨绔子弟一定能开溜，作为财神爷的桑弘羊也不会为此而受到牵连，倒霉透顶。

因为在这件大案审结之后(大概是在案发后第二年)，非常得宠的桑弘羊便由大司农降为搜粟都尉，这对于他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妄之灾。所幸的是，可能因为桑弘羊在政府中的经济角儿和作用永远是NO.1，无人可以取代，所以桑弘羊被贬职之后，作为最高财政经济官的大司农便一直空缺，颇有桑弘羊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的况味。因为史料显示，从桑弘羊被“炖冬菇”之后，一直到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杨敞被任命为大司农止，这中间足足有十六年大司农的职务是空缺着的，而次年桑弘羊就死了。

这样一来，大司农这种重要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职务长期悬空，便能证明了桑弘羊在经济方面的牛皮，因为作为搜粟都尉的桑弘羊一直在行使着大司农职权(代理大司农的职务)，也说明汉武帝在经济方面根本离不开他，或者说根本就找不到更加合适的人选来取代桑弘羊，只不过是要堵住别人的口，在尊重大汉律例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想出的一种无奈折中方案，或许因没有桑弘羊为天子理财，地球还真不转了呢。

这既显示汉武帝一直信任桑弘羊，也从一个侧面表示桑弘羊在经济方面的巨大能量，牛得不能再牛的那种，少了他还真不是闹着玩的。

只可惜，可能是自信心太过自我感觉良好，最终没有领会主子的经济思想的转变，这多少也算是他在经济生涯中的唯一“败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