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大文妖”指的是谁?做了什么?

什么是“文妖”?直面的理解就是文化人里面的“妖怪”，或者是很“妖怪”的文化人。那么什么是“妖怪”呢?不按常规，另类怪异，叛逆出格，伤风败俗，惊世骇俗，甚至“变态”重口味;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些文人被称为“文妖”。20世纪二三十年代，唱《毛毛雨》的黎锦晖、主张在教室公开人体写生的刘海粟与编《性史》的张竟生，被传统势力视作“三大文妖”。其实，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三位都是文化界的新锐人物，他们提出的主张或做法，在当时视为洪水猛兽，但今天大多都成为现实。

流行歌曲之父黎锦晖

黎锦晖不仅是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的作者，而且还培养了几个著名的学生，有主演《渔光曲》的王人美，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的聂耳，被称作“金嗓子”的周璇。在近现代中国的文化界，他是位奇人。中国的音乐史、戏剧史、电影史、文学史、教育史他都占有重要席位，在有些领域，他甚至于可以称得上是“奠基者”、“创始人”。

当然，他最重要的成就，首先是音乐。他创作的《桃花江》、《夜深沉》、《小小茉莉》、《蔷薇处处开》等，是中国最早的流行歌曲。他还是中国儿童歌舞剧之父。他创作的歌舞剧《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儿童歌舞表演曲《好朋友来了》、《三个小宝贝》、《谁和我玩》、《可怜的秋香》等，都是当时儿童最喜欢看的节目。他编剧并作曲的《小小画家》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歌剧的发轫之作。

然而，他精心创作的流行歌曲《毛毛雨》，却被当时舆论认定是典型的靡靡之音，他本人更因此而被说成是“文妖”，“黄色歌曲”的十字架让他背了一辈子。其实，他是很严肃的音乐家，他自己就有“十不写”的准则，如妓女唱的不写，“三妻四妾十美图”不写等等。

“人体写生”第一人刘海粟

大画家刘海粟跻身于“三大文妖”，则是因为他率先在画院引进“人体写生”的教学法。

刘海粟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让裸体少女模特第一次出现在画室。此举在社会上引来一片非议与恶攻，骂声不绝于耳，江苏省教育会更是要明令禁止模特儿写生。刘海粟给江苏省教育会写了封公开信，为模特儿申辩。上海市议员姜怀素在《申报》上写了呈请当局严惩刘海粟的文章，刘海粟立即写文章反驳。上海总商会会长兼正俗社董事长朱葆三又向他发难了，在报纸上发表了给刘海粟的公开信，骂刘海粟“禽兽不如”。刘海粟毫不畏惧，挥笔复信回击。紧接着，上海县县长危道丰在报纸上登出了禁止人体写生的命令，刘海粟见到禁令十分愤怒，于是给当时统治上海的五省联军统帅的孙传芳写信，请他斥责危道丰。

军阀孙传芳回信却以有伤风化为名，坚决要求取消模特儿写生。然而刘海粟表示，“我绝不放弃模特儿，绝不向孙传芳妥协!”并立即回信引用千百年来善男信女膜拜袒裸佛像无损于佛法的事实，说明人体模特儿也无损于圣道。孙传芳收到刘海粟的回信后，大为恼怒，认为刘海粟没给他留面子，当即下了通缉刘海粟的密令，并派人捣毁了美专的画室，刘海粟被逼逃亡日本。报纸上也发表了一大批“卫道士”讨伐刘海粟的文章，对其恶毒污蔑，从此，刘海粟“三大文妖”之一的名声也不胫而走。

“性博士”张竞生

相比较而言，“三大文妖”中被人误会最深，受人诟病最多，影响也最大的，当属“性博士”张竞生。

张竞生是中国第一个公开讲述性学的大学教授。他的贡献是开启了中国现代性学之门，启发了国民心智。

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张竞生回国先受聘在潮州的广东省立金山中学任校长，在学校内推行招收女生、提倡游泳等观念。当时，他的教育改革被认为“不合国情”，因为在报纸上提倡避孕节育，被人讥为“卖春博士”，只当几个月的校长，就被迫辞职。

后来张竞生被蔡元培聘请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任北大风俗调查委员会主任。任教之余，开设讲座，讲性心理和爱情问题，深受学生欢迎。美国生育节制专家山格夫人来北大做关于“为什么要节育”的报告，他全程陪同，并大为鼓吹，被人认为是离经叛道，大受挞伐。

当然，他的引人注目，让他一生都饱受争议的，主要还是因为《性史》。张竞生在《京报》副刊刊登《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启事，征集个人“性史”。他收到稿件300余篇，后从征稿中选出7篇，附上序跋和各篇批语，编成《性史(第一集)》出版。张竞生在序文中即表明出此书的目的：“我们不但看性为一种学问，我们尤当看它作一种艺术……我们所提倡的乃是科学艺术的交媾法。”这是对中国封建婚姻制度和性禁锢、性盲发起的一场勇敢挑战，但却招来了他的声誉扫地。

这本书引起了“大地震”。出版不到半年，即首先在南开大学遭到查禁，随后全国许多学校都贴出查禁《性史》的布告。重压之下，张竞生追回已付印的《性史(第二集)》，但形势恶化难扭转，再加上一些无赖假冒张竞生之名，滥制污秽、淫荡的所谓性史文章，把祸水倒在他头上。各种假冒张竞生之名的盗版《性史》四处泛滥。张竞生因此得了个“性博士”的花名，一时“臭名远扬”。以至于几年后他到杭州讲学时，还被浙江当局诬以“性宣传”罪名拘留并驱逐出境。

时光流逝，“三大文妖”都已先后作古，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水，也在被逐渐洗净，他们当年为之而奋斗，大声疾呼的主张、建议，今天都一一变为现实。历史将还他们清白，并永远铭记他们在思想解放和新文化建设中所做出的不朽贡献。